藏语中的禁忌语与委婉语

每种语言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词汇库,词汇库中贮存着各种各样可供使用的语词,但是在语言交际中,人们并不是从词汇库中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为了求得较好的语言效益,人们总是要精心选择。这是因为人们在语言交际中,不仅要考虑语词的理性意义,而且还要考虑语词运用的社会环境,在这方面禁忌语与委婉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其它语言一样,藏语词     

达斡尔语与蒙古书面语语音比较

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此,语法、词汇、语音等语言的各要素的关系均很密切。从语言的发展情况看,做为语言物质外壳的语音比语法、语汇更容易发生变化。我们找出一些同语义的达斡尔语和蒙古书面语的词汇,通过对它们的元音和辅音对应     

白族花俗

生活在云南滇西北地区的白族,是个喜爱花卉的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白族祖先以花卉为载体,创造出的“花语”和“花饮”,堪称花俗文化中的两大奇葩。 花语 花语,是人们用一些花花草草的表征、内涵来表情达意、沟通心扉的无声文字——它通过约定俗成的沿袭传承,成为了一种定型的交流思想感情的载体。花语的“词汇”相当丰富,凡天下的花卉,经人们组合成或花环、或花篮、或兽、或禽、或物的各种图谱,就变成了最富于感情的无声诗章。花语的词汇分为单词——一物表达一种涵意,和复合语词——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组合成的图谱来表达情意。单词重于表意,复合语词长于传情。丰富的花卉资源,     

饽饽考

饽饽一词是北方方言中的一个基本词汇,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少数民族语言,故而出现了蒙古语说和满语说。通过长期研究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实际上该词是汉语词汇,而蒙古语说和满语说都是文化建构和想象的产物。     

保安语的语音和词汇

保安语的词汇同蒙古语族其他所有语言的词汇一样,由固有词和借词两部分组成。固有词包括与蒙古语或蒙古语族其它语言同出一源的词、独有的词以及在这些词基础上形成的派生词和合成词。调查结果表明,保安语是我国蒙古语族诸语言中拥有与蒙古语同源词数量最少的一种语言。拿借词的情况来看,在蒙古语族诸语言方言中,保安语年都乎话拥有藏语借词最多,保安语干河滩话拥有汉语借词最多。     

关于唐汪话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甘肃境内一般被认为是汉语的唐汪话的个别语音进行了分析;记录了留存在唐汪话中的东乡语词,介绍了仿造词、词义扩展的词和摹拟词;认为唐汪话是在甘青一带汉语已经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严重影响,语法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基础上,受到东乡语底层影响的结果,其形成已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认为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东乡语对唐汪话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普通话对唐汪话的影响日益加深,并介绍了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影响的具体表现,指出这种影响是全面、深刻、强烈、持续的,是一个大的、不会逆转的趋势。     

东北方言中的拟态词

本文参考拟态词在世界语言中的表现,认为应该在东北方言词汇系统中将拟态词列为一个独立的词类,拟声词恰是拟态词类中的一部分。此外,东北方言的拟态词在语义内容和主观化情感表达上具有特殊的用法,与日语拟态词用法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麻栏”、“干阑”音译考

据近编《壮族简史》载,“麻栏”、“干阑”是我国古代壮语词lα:n～2(家)的译音,这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古时候由于没有一套比较科学、准确的记音符号,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工具,因此,只能借助当时比较发达的汉语文字记录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尽管这种记音方法缺乏一定的精确性,不能反映出记录对象的实际音值,但它仍可以近似地体现记录对象的语音面貌和语音结构。宋代汉文著作中的壮音词“麻栏”、“干阑”,就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壮语词汇中lα:n～2的语音形式,因此,这两个音译词     

论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在文明社会里,文字的使用大大增进了文化世代传播的效率。无庸置疑,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是难以有效地把他们的文化一代传给一代的。文字乃是一切复杂的进步的民族文化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关于语言的定义,众说纷纭。韦伯斯特说:“语言是用约定俗成的手势、表情、符号,尤其是用清晰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系统的交际工具。”就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定     

论李煜与纳兰性德词风之异同

南唐后主李煜和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是中国词史上两位才华杰出的人物.两住词人的词作都充满了真挚沉郁的感情,词风都呈现出衷感顽艳的色彩,情感意象的选择具有相似性,语言散发淡雅自然的魅力.二人词作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悲剧命运和相近的气质才华是他们词作神似和契合的原因.同时两人又各具独特性.作者试从二人词风入手,探求其同样悲剧人生下,愁苦的意绪中,所显示出的别样词风.     

土族语言中的音变现象及其文字书写问题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按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的声音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以语言作为基础产生的有规则的书写符号,是口头语言的书面形式,它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文字的产生,在时间和空间上弥补了口头语言的不足,使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插上了翅膀,按上了飞轮。     

藏语书面语的天峻读音及其口语之差异

在一种语言里,口语和书面语是该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口语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话,是说的语言和听的语言;书面语是人们做文章所运用的语言,是写的语言和看的语言。 口语和书面语虽然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有共同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但是,由于两者存在形式不同交际环境不同、物质条件有别,它们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     

试论嘉戎藏语中的古藏语

藏民族历史悠久,居住地域辽阔。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往来极为不便,隔绝天长日久,致使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逐渐产生了分化。这一分化先是语音,渐次是词汇、语义和语法结构等。嘉戎话而今成为藏语的一个特殊的方言的原因也在于此。语言演变是异常缓慢的,特别是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更是如此。嘉戎地区山大沟深,地势险要,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其它藏区往来甚少,别的地方语音或词汇发生了较大变化,而该地区变化不大,所以嘉戎话里至今保留着不少古藏语。《安多政教史》说:“多麦地区南北各地的人民,多数都是吐蕃法王所派驻防唐蕃边界的部队之后裔,所以他们的语言中保留了许多古代藏语。     

当代汉语新词语特点浅析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是外来词增多;港台词语大量涌入并与普通词汇并存;术语增多并趋于普通化;新词语中出现词群现象。透过这些新词语,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嘉绒藏区语言研究

嘉绒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核心区之一,是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其语言在语音结构、词汇关系和形态变化等方面独具特色,有很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概述了这个地区语言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研究历史、主要特点和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语言和方言、同源词和借词的划分标准、描写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是导致系属分歧的主要原因,提出这个地区或许没有这么多语言,但与藏语其他方言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土族:走马高原唱“花儿”

说起土族,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胡松华唱的土族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和全国文艺调演时演出的土族民间歌舞《迎亲》,也许还会联想到新近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土族风情》……土族,人口有12万多。除一部分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外,还散居在青海的大通、民和、乐都、同仁县,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等地。土族有本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现代土语中,有70％以上的词汇与蒙古语中的喀喇沁方言相近,但也掺杂了一些藏语     

《哈卡尼亚语》及其在维语史上的地位

伟大语言学家玛赫穆德喀什噶尔在《突厥语辞典》里将其所依据的书面语言称为《哈卡尼亚语》,并指出这种语言最具表达力。我们知道,喀喇汗时期,以喀什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哈卡尼亚”,“哈卡尼亚语”一词盖源于此。后来的作家如艾·尤格纳克把这种语言改称“喀什语”。因此,在十一、十二世纪“哈卡尼亚语”与“喀什语”一直作为同义词而使用。 为了回答“哈卡尼亚语”在突厥语历史尤其是在维吾尔语发展史上所据有的地位,需要回溯一下突厥语发展史。纵观发展的进程,我们立即会想到如下一些重要时期: 1、阿尔泰语时期,即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一满语(甚至也有朝鲜语)尚未从共同的阿尔泰语整体中分离出来。这个时期的共同母语可笼统称为“阿尔泰语”。朝鲜语首先从共同的母语中分离出来,然后是突厥—蒙古语跟通古斯—满语相分离。这些语言的相互分离发生在公元前较早的时期。     

土族语中b辅音的演变

语言的演变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不同年龄不同代的人们之间的语言渐变过程往往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蒙古语中前化元音的前化过程为例,由morin(马),x(?)nin(羊)逐渐演变为m(?)ri,x(?)nǐ—m(?)rǐ,x(?)nǐ—m(?)r′,x(?)n′—moer′,xoen′—moer,xoen.又如,n(?)x(?)i(狗),gaxai(猪)等词逐渐演变为n(?)x(?)e,gàxàe—n(?)xoee,gàx(?)e—n(?)xoe;gàx(?):或noexoeǐ,g(?)x(?):.由于它们的演变是不知不觉当中点点滴滴进行的,以至操这些方言土语的人们也意识不到他们的方言土语里这些词究竟处在演变过程的哪一阶段.语音演变的又一个特征是它的变化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有些音变化很大,有些音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蒙古语为例,从书面语形成时间到现在,“i”元音的变化很大,学术界常常提到“i”元音的几次转变,但是在同一时期里,“a”元音的变化就很小.     

疑难满语水体名称考辩

满族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数以万计的满语地名,它们以其特有的璀灿光华,装点着异彩缤纷的祖国地名宝库。 水体地名是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文献与现实中满语水体地名,有相当之数量或与清代规范满语(即文语)语音不合,或词义不当,致使长期以来对它们的语源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元代蒙古语词汇“卓斡思”相关问题考释

“卓斡思”一词见于明代所编《华夷译语》和《鞑靼译语》等用于蒙古语汉译的词汇典籍之中,汉译的辞书之中,其编者大多将之汉译为“钱”,该词即现代蒙古语中的“?oγos”。由于蒙古早期社会的贸易多以贵金属为媒介,且相关史料中也未见对“卓斡思”的记载,故可推断该词应是一个外来借词。元朝以后,交钞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而为了方便称呼,元朝官方和民间统一将交钞简称为“钞”。从“钞”和“卓斡思”两词的古音读法的比较及蒙古语的借词惯例来看,二者间应存在借用关系。时人应是在“钞”的基础上套用了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s”,从而构成了“卓斡思”一词。该词的产生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元朝时多民族语言文化相互交融借用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