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生态哲学思想

二程继承了儒家对自然的关爱态度,提出了"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的天人关系论、"自家心就是草木鸟兽之心"的生态德性论、参赞化育的生态功夫论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生态境界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哲学体系,奠定了宋明时期儒家生态哲学的基础。他们以"生意"释"仁",把"仁"上升为本体概念;又把"仁"解释为"四德"之全,使主体和本体达到统一。这种主体与本体相统一的"仁体"概念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也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生态哲学的视角引导我们对于二程哲学得出新的结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王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及其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的唯一本体是'气',由此而重建儒家天人性命之道德系统,必导致以知识的方式论道德,从而消解儒家天人之学的宗教性。其二,以'知几审位'为工夫,必导致以知能之优越论圣人,从而消解圣人的道德宗教性位格。由于对宗教性的消解,船山哲学有肤浅的事务主义之嫌,且有滑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要避免这种嫌疑及可能性,必须补上'体证的形上学',使之成为一个圆满的哲学体系。由此,方可言真正的事功与启蒙。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心本实体论

本文从仁体论即仁学本体论的角度,叙述并分析了中国近代儒家哲学的几个代表性形态,指出熊十力的实体论是以心为宇宙实体,而不是以仁为实体;马一浮亦以心本论释仁,梁漱溟强调把精神心灵作为本体,这些哲学体系都属于心本实体论,而未能达到仁的本体论或宇宙论。这也反映了20世纪哲学的限制,因即在20世纪哲学看来,哲学总是以心或物为中心,从而限制了仁体论哲学的可能发展。新的儒家哲学需要突破这种限制,真正走向仁的本体论。     

论冯友兰的禅宗研究

冯友兰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始终以禅宗发展为核心,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也源于对禅宗的思考,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入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他以禅宗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产物．对禅宗的思想渊源、方法及禅宗与宋明新儒家的关系也都有详细分析。所以,要从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思考,从他自身的贞元六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思考,把禅宗放在他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看．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他在禅宗研究中的贡献及不足。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道德理性与艺术精神:唐君毅庄子美学阐释

台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非常重视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及重建。从道德文化哲学角度,他把艺术精神理解成道德精神之"用",显出浓厚的儒家本位的立场,但当他悬置"道德理性",论中国艺术"虚实相涵"之特质,"生化无穷"之"化"境,都深契于庄子哲学,并呼应着他早于徐复观近20年提出的道家"纯粹之艺术精神"一说。唐君毅对"郭象注庄"之"自然独化"一义的延伸阐发,揭示出庄子之"道"实通于中国艺术精神。     

力命之辨与儒家的自由学说

儒家的力命之辨发轫于孔子。孔子的仁道原则确认人有行仁的能力,把人作为具有自由品格的主体,但他不了解主体力量的现实根源,把这种根源推到了超验之域。孟子划分了“在我者”与“在外者”,试图化解力与命的冲突。他把人的自由与“在我者”联系起来,表现了主体自由向个人道德实践与心性涵养的靠拢。并以“正命”把天命的主宰(在外者)与自觉地顺从天命相协调。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将力命之辨与天人之辨相统一,把自由的领域扩展到天人之际,使自由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超越了孔孟的内圣走向。力命之辨的如上演变,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儒学的多重内涵,对尔后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产生了颇为复杂的影响。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