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与李文海、张海鹏、龚书铎等教授商榷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目前已经稳固地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主流地位的“现代化取向”(有文章称为“新范式”“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史观”),一直以来却不断地受到了一些以捍卫“革命史取向”(有文章称为“旧范式”“革命史范式”或“革命史观”)自居和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居的学者、学术研究机构…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②,主张进行"拨乱反正"式的重写历史,这种激进论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告别革命"说③.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     

李德征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李德征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李德征教授,山东章丘人。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７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６１年师从陈旭麓、夏东元、钱实甫先生,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历史研究所,１９７２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系主任,获得过“山东大学优秀教师”、...     

徐绪典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徐绪典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尤长于义和团运动史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徐先生生于1916年,河北天津人。自幼生活在北京,喜爱英语、数学和文史,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理科班和文科班、燕京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是位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才思敏捷、英文和文史成绩俱佳的优等生。1940年7月,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士学位,同时取得美国纽约大学文学学士文凭。同年9月,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担任馆员,饱览了大量的文献档案,为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45年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天津京都大学、齐鲁大学任教,主讲过中国语文、英文、西洋史、先秦史、隋唐史、目录学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1951年9月调山大历史系,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和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山东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现任山东大学九三学社主委、中国圆明园学术研究会理事等职。     

也谈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周平教授商榷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取向的支配,因而政策主体的阶级属性及其性质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并非“民族主义”取向,而是以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为最终目标,适当倾向少数民族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主义”取向;中国民族政策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的各环节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确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仅是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其最终指向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权益.采取现行民族政策是否蕴涵着风险,蕴涵着怎样的风险,不能武断得出结论,而需要经过调查、实证.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从 18 4 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此 ,近代史研究是否已经明白无误 ?我不敢说。习惯于“文明冲突说”的史学家们似乎总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或“帝国主义侵略论”两论对峙的无解局面。 90年代有学者提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试图打破这种局面 ,不能说没有成效 ,但“问题”仍然不少。其实质不过是把 U.梅洛蒂 (U.Melotti)的“一元多线论”与时下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拼凑在一起 ,却未必真正弄清了这些理论的本意。这恐怕是 2 1世纪的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学者所应认真推敲的问…     

浅论宏观价值调控的制约条件--兼与李欣广教授等商榷

讨论宏观价值调控的制约条件对于完善宏观价值调控理论及宏观价值调控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地说,制约条件有三种类型。实行宏观价值调控受到的制约很少。李欣广教授及另一位学者提出的宏观价值调控的制约条件值得商榷。     

略论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本文从现代化的新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

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笔者认为绝对不能，但有的学者（如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教授）却不这么看。     

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

一 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笔者认为绝对不能,但有的学者(如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教授)却不这么看.     

“现代化”、“工业化”的论争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取向

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时期三大文化派别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集中于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解答了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问题①，那么，这一历史时期关于“现代化”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的讨论，则把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从文化取向拓展到经济取向，从而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和工业化道路的认定。一、“现代化”的讨论：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在中国，“现代化”一词是在二十年代出现的。柳克述所著《新土耳其）一书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其指义亦较显明。胡适在为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所写（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接受现代化…     

创新与"合作"经济学研究--兼与黄少安教授商榷

综观数百年来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及其成长,创新是经济学发展进步的生命,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面貌.黄少安教授发表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上的文章,是一篇颇具新意之作,他点明了经济学可能出现突破的领域,对中国学者不无启迪意义.但是,创建"合作"经济学的想法可取,却不构成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     

中国社会保障的二元化格局与现代化取向

本文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现存的城乡社会保障二元体系格局和要素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二元化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并且由这一社会背景决定和导致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的诸多局限和弊病，最后作者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并促进了现代社会保障发展的社会化、多层化和科学化取向。     

理想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吗?--与巩献田教授商榷

理想从其定义、划分及本质特征方面来讲 ,都不具有“对人生目标的规律性的认识” ,也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     

用现代化还原中国近代史的成功范例──评周积明教授的《最初的纪元》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这是当前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一项研究课题。七十年代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兹曼教授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较为系统地对这一课题作了探讨。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氛。据笔者所见,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罗荣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出版）,章开沅先生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汪熙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复…     

章开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章开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多有开拓创新之处,且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其贡献所在主要有五个领域：一是辛亥革命史,二是资产阶级与商会史,三是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史,四是教会大学史,五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综观其学术开拓成就,不仅能够看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贡献,而且可以体会到他不畏艰难、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令人钦佩而足以垂范的治学精神。     

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论述曾经是激励共产党人率领劳苦大众改天换地的精神武器,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近代史论问题似乎已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研究者面前。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认识,这些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已为革命本身的巨大胜利所证明,故近代史学术界无须怀疑甚至试图放弃这些最富指导意义的论点而标新立异。至于对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论点的内容、特点与指导作用予以具体分析,倒是一项弥足重要的任务。 无庸讳言,若干年来,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予以介绍、归纳和评述者大有人在,但似乎还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具体考察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     

三个新论:文化、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读《中国传统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国炎同志的论著《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本论著的诞生,焕发出国炎同志对学术执着追求的精神,这在论著的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著以三个新论为主线展开,即:“文化新论”、“现代化新论”和“传统文化现代化新论”,这三个新论就是这部论著与其他同类论著的不同之处、闪光之处、创新之处。一、“文化新论”:“人化”与“化人”对“文化”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却又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综观学术领域,文化的定义已经千奇百出,而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