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之间--以梁启超论宋明清理学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关于宋明清理学的论述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 ,梁启超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启蒙健将 ,“破除蔽障 ,启蒙为先” ,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评判理学 ,适应了批判封建主义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后期 ,他淡出政坛 ,更多地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理学 ,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理学的一系列问题 ,出入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之间。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点。戊戌之前，梁启超以变法的宣传家而著称，为鼓吹变革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还未突破康有为认识的局限。他主张自主人格，但和康有为一样，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之身；他...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梁念琼，周忠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戊戌时期所起的作用已成公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凭其“誓起民权移旧俗，复研哲理陆新知一的勇气和信心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彼．本文拟就戊戌变法失败后到１９０３年岁末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内容、特点等...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梁启超墨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墨学学理研究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创见;他采用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使墨学研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接轨,既凸显了墨学的时代价值,又促进了中西学的会通,推动了西学的传播;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墨学研究还成为他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救亡启蒙的有力思想武器。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启蒙思潮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巨头”的梁启超,深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他根据中国社会的情况,深刻地论述了民权思想。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了几代人,并使国人形成了一股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研究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民主建设、人权制度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超越——以代价理论为环扣

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启蒙以降"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唯物史观的建立为这一议题打开了新的视域,而代价理论的引入则使其得到进一步厘清。就道德演进而言,如果说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决定了道德演进与社会进步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代价的存在则让此二者以一种"经验化"的方式嵌套在一起,而在这个结构中,代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二者共享的环扣。就代价自身而言,它不再是卢梭文明与道德二者选其一的消极选择,或康德、黑格尔先验本体式的神秘引导,而是进步自身逻辑链条中的一环,并与后者辩证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学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有效解决了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中的代价问题,因而也弥合了启蒙哲学家关于"文明与道德悖反"的思想张力。就此而言,马克思对启蒙哲学家实现了超越。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卢梭的异化观及其文化批判

卢梭的启蒙思想以其批判的激进立场而著称。他不仅是启蒙运动的赞扬者和辩护者,而且也是启蒙观念的批评者和检讨者。他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现实的道德败坏联系起来,将私有制的产生与人类不平等的发生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他的异化观及其文化批判。根据他的思想逻辑,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社会的进程,既是"进步"也是"退步"。因为文明发展带来了异化的后果,这就是人为的替换了自然的,不平等取代了平等,不自由压倒了自由。他以一种道德主义的激情将异化问题与文化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了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先河。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