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两阶段理论

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两阶段划分形式.以交往从有限的地域性交往发展为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为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在经验上,"世界历史"开始于十五世纪.相比较而言,前"世界历史"时代和"世界历史"时代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在诸如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范围和变迁、文化的民族特性、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等方面,表现出两大历史阶段的差异.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坚。中阿关系史既是一部和平、友善的交往史,也是一部超越隔阂的文明互鉴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构筑史、传承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蕴藏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同理念,相互欣赏各自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诸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人间大道。深入准确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价值观和文明观,进一步促进中阿关系。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国的社会实践和不同发展路径的探索、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也需各国深入沟通对话,进而采取共同行动。因此,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共同价值”已发展成为人类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朝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努力。     

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兼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来阐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是以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与释义学出发所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应从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语境与交往理性观的当代话语的对话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交互主体思想初探

交互主体理论是研究交往、人们在交往中构成的交互主体性关系和作为主体群的交互主体状况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是一种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人的基本活动一以生产与交往作为人口．他们挖掘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出在历史发展中存在一个交往形式的系列：思维、语言的历史就是人们精神交往的发展史;交往活动及其形式的不同,交互主体也具有具体的性质;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充分发展,交互主体将成为人们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将交互主体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为现代交互主体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基石。     

中阿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中阿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同国际环境和双方国内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早期的中阿关系深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制约;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阿之间在加强政治联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包括经贸、工程与劳务承包、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内容的全方位交往,中阿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论“阿拉伯之春”运动对中阿合作论坛的影响及应对

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沟通的重要平台,其创造性地构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新范式。中阿合作论坛成立10多年来为中阿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各方面交往的深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的相关机制在某些方面已无法满足双方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权力结构面临的重组,域外国家如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加强,中国与伊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处理,对中阿关系和中阿合作论坛的进一步发展均产生了严峻挑战。有挑战就有机遇,有必要理清当今阿拉伯世界格局,适时调整相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推动中阿合作论坛向更高水平的合作模式演变。为此,首先,应将国际法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要倡导用国际法来解决双边或地区热点问题;其次,应确定对阿外交的重点国家和区域,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交往;再次,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坚持国际正义;最后,在对阿关系中要进行全面交流,不应仅限于政府间对话。当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中阿合作机制：一是提高中阿合作水平;二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三是重视人文交流,加强软实力建设。     

移民活动是早期人类社会历史交往的普遍形式——从历史交往看移民与塞浦路斯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交往伴随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因不同发展时期其形式各异 ,在早期人类社会 ,移民活动则是历史交往的普遍形式。安拉托利亚难民和希腊人移民塞浦路斯 ,对塞浦路斯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便是这一论题的最好例证。     

交往的哲学审视

交往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交往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交往是社会的粘合剂;(2)交往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和传播、发展的重要途径;(3)交往能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4)交往是共产主义诞生的前提条件之一。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深入探讨交往的哲学蕴涵,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推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     

试论唐中期以后中阿海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在中阿贸易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在唐代之前，中阿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路进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路快速发展并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阿贸易的主要通道。这一变化是由航海技术的进步、海路商道成型、商业交往增多、陆路交通受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交往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动轮

对交往与实践的关系,在前苏联、西方和国内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都有所论述,但也都有所不足。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二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从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交往观和实践观;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论述了交往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人类历史不是只靠实践推动的“独轮车”,而是由实践和交往共同推动的“双轮车”。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审美文化中的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审美文化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这种关系使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当代成为迫切的要求 ;审美文化结合传统的艺术审美与当代的技术审美 ,探索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新关系 ,这种积极的探索对人类的生活意义重大     

主体间性理论与审美价值体验的共通感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理论的发展,是人们对价值交流与价值沟通普遍要求的必然结果。从现象学意义上说,主体间的交流是以体验为基础的,审美价值体验的共同感,源自于生命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对普世价值的基本追求,在审美活动中,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普世价值原则,往往通过形象传达获得了审美共通感。     

“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第三代新儒家”是沿用了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说法,意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新一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前辈新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使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多元化倾向、方法论的自觉、批判性与现实性、“道问学”的转向与“生活世界”的开掘。     

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

对中美慈善思想及现状的比较研究,对正确认识中美慈善事业,加强慈善事业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加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慈善事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一项崇高而又有生命力的事业,加快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孔子的利欲观及其现代价值

利欲观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利欲观褒贬不一。孔子利欲观包括有志于道、据于德、立于仁、合于义、敏于事等基本观点。在现代社会面对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境下,孔子利欲观仍具有警示、启示和规教的现代价值。     

二战后(1947—1966)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与联邦政府的互动模式及其内在逻辑

二战后,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发展极具典型性,独特之处体现于它与联邦政府的互动模式。美国联邦政府逐渐重视国际教育交流事业,通过制定国际教育交流战略,确立教育交流体制,强化其在国际教育交流中的主导地位,使国际教育交流成为政府发挥外交战略,进行冷战对抗的政治工具。国际教育协会因势利导,拓展教育交流平台,扩充组织架构,在国际教育交流中发挥代理职能。双方在国际教育交流中形成了既博弈又合作的互动模式。联邦政府意图贯彻国家意志,而协会则极力保持独立发展态势,双方在矛盾分歧中寻求共识,相互依存。     

文明整合与CHINDIA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恒久。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堪称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进入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愈发交光互影,迈进全新里程;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不愉快,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弥,但也只属于“百分之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先后于2005年、2006年成功访印,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是印度经济学家、商务部长兰密施于2005年出版的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一书,随即在印度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Chindia一词成了热点关键词。今年四月下旬,为落实巩固胡主席访印成果,推动中印关系新发展,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召开“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来自印度、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欢聚深圳,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是一次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荐三篇文章: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的《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India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著名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的《“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的《文明整合与CHINDIA》。《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一文,表达了一位印度资深高级外交官对当下中印关系的积极评价和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充满睿智、殷切和对中印两国人民深深的爱。谭中的文章,凝聚着他和他的父亲——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两代人的中印情结,浓烈而深沉。尚会鹏教授则用CHINDIA/中印大同分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其阶段性,同时对中印文明整合催生世界新文明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和热切的期盼。     

三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

本文结合中国和希腊、罗马两方面的历史记载 ,考察了公元 3世纪以前希腊 -罗马世界和中国通过欧亚大陆草原之路上进行的交流 ,探讨了各个历史阶段上它的变迁和具体内容。     

翻译与时间

本文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角 ,在对翻译与时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时翻译和延时翻译理念 ,并根据这对理念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演进过程、翻译指导思想、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文化误读 ,中国和西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经由延时翻译输入对方文化的。延时翻译不仅在原著和译作之间产生较大的时间差 ,还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时代错觉 ,使译作在目标语文化里的接受、影响和审美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