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对于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前人有许多解说,迄无定论。若从其解释《周易》卦爻辞的角度结合其言说语境去考察,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修辞的目的和修辞的核心原则

修辞的目的就是通过优化设计言语以更好、更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它具有层次性。合目的原则是修辞的核心原则,它包含四个次准则:修辞话语的内容必须适切交际目的;修辞话语的形式必须适切交际目的;修辞话语能增加表达的美感度与力度;修辞话语在接受对象那里有好的反响。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聚合、组合及其他--论法律语言的修辞原则

本文根据在语言修辞方法和修辞手段的广阔世界呈现出的“经纬”现象 ,从纵横两个方面探讨法律语言的修辞特色     

“诚”“思诚”“至诚”:王船山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道德教育思想摭论

基于批判性哲学视域,王船山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核心范畴的独特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王船山认为,"诚"作为一种本体性存在,为道德教育内容与本质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据,人们通过"致思"的方式实现与"诚"的"合一"则是道德教育的根本途径,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则是趋近于天人合一的"至诚"状态。王船山的道德教育理论为人们思考道德教育之本质、创新道德教育之路径、破解社会道德教育假大空的"失效"状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修辞立其诚”辨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它是孔子在回答九三爻辞时所说的一句话。我经常发现人们在引用它时,把后代的引申义作为它的本义来训,例如:“‘修辞立其诚’见于《易经》,‘诚’者,准确、鲜明、生动有力也。修辞就是修饰言辞,就是对语言进行修饰和调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函授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第三十四页)。     

论周敦颐“诚”说的哲学依据

周敦颐“诚”说的哲学依据是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和事物所具有的稳定性,他还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伦理道德的稳定性和人们所应具备的对道德追求的坚定性。周敦颐提出的惩忿窒欲,慎动主静,迁善改过的道德修养方法也具有强调稳定的个性品质的哲学因素,值得今人研究。     

论周敦颐“太极”和“诚”关系的二重性及其逻辑展开

“太极”和“诚”是周敦颐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而周敦颐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却存在复杂性。总的来看,“太极”和“诚”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维度,二者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分别来看,“太极”既具有宇宙生成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万物本体的特征。而“诚”作为本体既生成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挺立为与人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此两种进路之间的统一和区分,体现了周敦颐哲学从宇宙论中开出本体论的开创性,这亦是周敦颐“太极”“诚”思想被确立为理学开山的理论依据之一。     

以诚立译——论翻译的伦理学转向

语言的伦理性决定了翻译的伦理性.在翻译活动中,最先确定的并不是译什么与怎么译,而是译者与作者、读者等他者之间的以"诚"为基础的伦理关系."诚"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态度预设,也是确保翻译顺利完成的伦理基础.译者只有诚于译事才能解决好翻译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处理好与作者、读者、赞助人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论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

新闻机构要求新闻报道必须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话语必须是呆板、无趣的.通过运用语言修辞策略、劝服策略、模糊策略等修辞策略可以赋予新闻生机与活力,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新闻内容.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修辞的原则应随社会的发展而调整

修辞活动赖以进行的社会环境和具体语境改变了，修辞活动的原则也应随之调整。由于修辞活动始终都呈现着交际双方动态互动的局面，且存在着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所以为了充分体现说写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圆满地实现交际宗旨，我们应当将修辞的基本原则调整为“与题旨情境保持和谐统一”。由于语言应用领域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浮夸作风，由于修辞活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规律对于“立诚”有一种内在的要求，所以“修辞立其诚”应当成为修辞的重要原则。以上两条原则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     

也评冯友兰所说“修辞立其诚”

海外有论者对冯友兰先生1982年参加夏威夷世界理学会议发言所说“修辞立其诚”颇有微词,以为先生50至70年代的言论是言不由衷的。先生重提“修辞立其诚”是一种忏悔,无异于承认自己以往的言论有“应帝王”的性质(见台湾《当代》35期,1989年3月号)。这关系冯先生后数十年生平思想的评价,有必要加以澄清。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不诚”之“诚”———由理雅各对孔子的质疑所引起的“诚”问题讨论

理雅各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翻译,他所翻译的文本,成为中外学者再翻译中国经典的借鉴,其影响力至今未被超越。在理雅各对《论语》及孔子的译介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特别,即他对孔子为人是否"诚"的追问,这在尊孔子为圣人的中国人眼里感觉新鲜而扎眼。理雅各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某些访客"辞以疾"又"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的做法,质疑孔子是否"虔诚"、"真诚"。我们可以由此探讨中外研究者对孔子"诚"问题的不同解读,深入对"诚"范畴的古典含义、中西差别的认识,考察圣人的"诚"与一般人对"诚"的理解有何差异,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诚”:中国美学的最高审美之维

在中国美学看来,诚是本然之心,是自然之真我与朴素纯净本源之心的呈现。诚是本心本性的存有,最能直接体现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真,因此,人必须适情适性、任心随意,保持与人本身同一这样一种诚的态势,像自身一样的自在,否则,就会失去本心自在,所以说,不诚无物。可以说,在中国美学中,诚即人生的自由与生命之美。     

论王阳明心学中“诚”之内涵的多重性

从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不难觉察,"诚"于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多重形态,具体展现为"立诚"、"诚意"、"诚身"、"诚心""、诚明""、至诚",可概括为"诚"的"开启""、涌现""、境界",分别代表着个体为学历程所涵盖的唤醒信心、践行纲领、生命体悟,并集结为以"诚"为中心的层次鲜明的概念系统。以"真诚"作为本性的"致良知",整合、吸收"诚"的丰富含义,使之相互切近、贯通,升华为"圆融",令阳明心学中的"诚"具备多元阐释空间。     

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指引下,科学技术被马尔库塞他们看作意识形态,但哈贝马斯却对马尔库塞提出异议。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对韦伯技术理性的不同态度,哈贝马斯肯定了韦伯的观点,也就走上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改良道路。同时,这一分歧也反映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终结。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