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视域中的违宪审查：理念互通与制度嵌合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其主要功能之一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人权保障要真正得以实现则依赖于宪法和宪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其中违宪审查是现代宪政国家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违宪审查是实现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功能的重要途径.违宪审查和人权保障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学理关联,只有通过实施宪法、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人权的宪法保障——从中国的人权入宪谈起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中国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宪法,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宪法保障。我们应从考察人权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出发,深入理解中国宪法确认人权的意义,中国宪法确认的人权内容,以及保障人权实现的相关制度。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代宪法与人权保障

宪法与人权关系密切。宪法作为人权的保障书,其主要职能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现行宪法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但同时在人权的规定上仍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因此,要通过实施宪法,确认人权范围、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宪法的人权的保障功能。     

关于人权宪法保障的若干思考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该文从宪法和人权的一般理论出发,在比较分析国外有关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础上,回顾了新中国人权宪法保障的历史,并提出了推进人权保障的理性思考。     

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推进路径探析

创新现行司法保障人权机制是"人权入宪"提出的一项迫切要求.为了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司法审判应该推动宪法人权条款的司法化,加大公民基本权利全面保障力度,在刑事司法中改变人权保障现状.任何公民在整个司法过程均享有接近司法正义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正当程序权利.     

人权入宪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重大发展

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今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该条款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人权入宪开创了中国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它向世人宣示了我国对待人权的庄严态度和法治精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宪法人权条款的理性分析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开启了制度化的进程,为我国的人权问题从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的转化提供了宪法渠道.本文对我国人权价值论证方式、人权条款的设置模式、人权保障的修宪模式进行了理性剖析,我国的人权保障具有价值论证上的社会性强调、人权条款上的抽象化设置、修宪模式上的制度性演进等特点.     

论人权入宪--关于新宪法的思考

宪法修正案把完善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的坚定立场和崇高职责的最高层次的宣示与承诺,举世瞩目,被喻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里程碑和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国"五四"宪法颁布五十周年之际,学习新宪法,深刻理解人权入宪的意义,从中可以体会到人权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宪法上的知情权及其救济

知情权由一项权利思想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与现状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知情权应该是指主体在不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了解相对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导致许多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需要完善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系统，创设知情权保障的救济途径。     

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的理念应作为其基本价值指导思想。为此,要改变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体系,使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论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刑事程序虽以追究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为其形成原因和基本功能,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程序价值的日益彰显,现代刑事程序具有越来越多的保障权利的功能。由于被追诉者是诉讼的核心和关键人物,现代各国的刑事程序均以被追诉者的权利为重点,设置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体现了刑事程序对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和法律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女性与陪审团

陪审制是吸收民众参与司法的最主要形式。改革我国现行陪审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试行陪审团．赋予被告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需要，更是推进司法民主、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女性有着自身的特点，吸收女性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刑事审判，能够在未成年人案件、性犯罪案件、女性被告人案件等案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应以价值分析为主视角，从实证分析和理性恩辨入手，探讨女性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刑事司法的独特价值。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国家权威观念弱化背景之解读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与国家的权威观念的适度弱化是直接相关的。国家出现后,为了树立其权威地位,它独揽了刑事纠纷解决权。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弊端,如没有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并且也不可能因此消灭犯罪。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增强,个人权利在逐步扩张,国家权力在逐步萎缩,这必然要求国家权威弱化,也就给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契机。     

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之构建

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冤假错案等都表征了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之缺陷。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之内外关系、实践中提出了机制问题性、程序正义信仰之制度基础三个方面看,在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中,人权保障的实现需要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方式调控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建起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     

国际联盟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贡献

国际联盟成立以后,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而广泛的工作,具体主要体现在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立法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一些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虽然国际联盟的这些人权保护活动并不具有系统性和经常性,但毕竟在人权保护的国际进展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二战结束以后人权保护真正进入国际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国际政治基础.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法保护——基于权利与利益的二分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学术研究,近几年奉行权利建构模式,目前形成了独立的私权、知识产权和特殊知识产权三种不同进路。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存在权利的保护问题,亦存在利益保护问题。忽视利益的保护或者将利益与权利不加区分地均作为权利予以保护,都是有巨大缺陷的做法。单纯的权利建构模式引发了学术界内部的反思,也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挑战。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给予强弱不同保护的学术思路和司法实践,可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体系上的缺憾。应在解释论的角度上,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起区分权利与利益,并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以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权利创设与创造自由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