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诗歌的音乐性

中国古代的诗歌与音乐紧密结合,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便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音乐性。     

戴望舒:自由诗成熟的新界标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灵魂,也是中国自由诗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他突破＂新月＂派的格律主张,将重心转向探寻诗的内在情绪和内在节奏,变格律美为旋律美,注重日常语言的运用,创造出了一种既有情绪节奏又有回荡旋律的具有散文美特征的自由诗体。这种诗体,是对＂五四＂以来自由体形式探索的一种新的提升;而他的以情绪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则又是对新诗美学原则的一次科学性总结和本质性阐释,对现代汉诗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自由诗的自由与法度——论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成绩滞后，诗体危机是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音乐性薄弱是新诗诗体危机的主要环节，加强音乐性是新诗自强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化，反对音乐性；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促进新诗诗体成熟，是诗坛泰斗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前景化与《在地铁站》及其四首译诗的音乐性

庞德的《在地铁站》被公认为意象派诗歌的经典。人们对该诗的赏析常集中于意象的呈现,而常忽视其音乐性。从前景化视角赏析《在地铁站》的音乐性及四首译诗,全面掌握庞德关于意象主义诗歌音乐性的理念,反思汉语翻译英语自由诗时如何保留和再现原诗音乐性的问题,以期为研究者从事英语诗歌翻译和音乐性方面的研究提供启迪。     

论《边界行走》叙事的音乐性

德国作家施益坚创作的长篇小说《边界行走》是2009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获奖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一对遭遇中年危机的男女在德国小镇的工作、爱情和生活。小说虽然跨度28年,但叙事时间主要涉及五届小镇跨界节的节日前后,跨界节每七年一届。对五届跨界节的叙事笔墨或轻或重,叙事节奏快慢缓急,极富音乐感。同时,多声部的展开将小说叙事的秩序打乱,放慢了现代社会的步伐,生动地描写了当代人的迷失和无力感。     

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象征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始,极力追求作品的音乐性,用音乐的不确定性来表现作者的某种情绪.从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人共同的追求与渴望、象征主义诗人赋予"音乐性"新的内容、构成象征主义诗歌音乐性基本要素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象征主义文学(诗歌)的音乐性,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象征主义文学的音乐性.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论"言说"与自由诗的分行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要求言说的.自由诗把外部形式创造的基点放在言说的表现上.自由诗的分行排列是表现言说的一种主要方法,主要通过排列诗行的长短、诗句句意的间距、诗句的句式结构和音节停顿以及诗句的整散来表现言说.我们可以通过分行表现的言说体会到言说者的隐晦情感.     

现代格律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近些年来,随着诗歌渐入低谷,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转向了现代格律诗。论述了新诗的危机能从形式建设,特别是现代格律诗中找到出路。现代格律诗既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血脉相连,又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经过众多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它已经不断成熟并日趋完善,是新诗再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诗歌翻译之音乐性

音乐性是诗歌的自然属性。为再现原诗的音乐性,许多译家作出了尝试。但由于音、意很难兼顾,诗歌翻译之音乐性一般为第二选择,甚至索性抛开,因而译诗的音乐感往往不强。本文以为忽略诗歌音乐性的翻译是对诗歌本质的不忠实,诗歌翻译应向音乐性作出必要的倾斜,赋予诗歌翻译更大的灵活性以再现诗歌的音乐性。     

徐志摩诗歌音乐性构成的显性与隐性因素

作为"新月派"的创始人,徐志摩的诗歌节奏浑然天成;他的诗意象柔美、意境悠长,言辞的背后具有特殊的音乐效果。但对于徐诗音乐性的成因,人们往往看到了"显性"的因素而忽视了相辅相成的"隐性"因素,如浓烈地感受到徐诗的"洋味"而无视徐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土渣渣";往往意识到徐诗"深受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而忽视了徐诗对中国传统格律诗的借鉴;看到了徐诗以"白话"入诗而音韵盎然的特点,认为徐诗掌握了"口语的自然节奏",而实际上徐诗的白话语言是一种经过了提炼、为了诗歌的音乐性改变了节奏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土洋结合、中西合璧、文白夹杂是徐诗音乐性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确保了徐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人间四月天"的显赫地位,其实质是徐志摩对中国新诗独特个性和艺术自由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这正是中国新诗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所在。     

中国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的节奏探讨

自由诗的节奏是语言自然节奏的直接表现,是一种"内在的旋律";现代格律诗的节奏是将语言的自然节奏加以"形式化",体现在规律重复的顿上,是一种"外在的旋律".二者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论金波儿童诗的音乐性构造

儿童对儿童诗的音乐性有着特殊的需求和敏锐的感受。金波的儿童诗具有显著的音乐性,这得益于他写作歌词的经历,而在诗作中具体表现为:外部的曲式音乐结构;内部的音韵构造、节奏构造、旋律构造等。     

论现代小说的音乐性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区别是更加关注小说形式的探索。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成为现代小说形式实验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与文学相邻的艺术形式,给小说与音乐的联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现代小说主要通过借鉴音乐节奏、音乐曲式和音乐旋律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音乐性,具体地说,音乐节奏体现在小说语言的声音层面,音乐曲式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音乐旋律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意境营造上。现代小说的音乐性是小说文体形式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扭转了长期以来小说作为散文体仅注重文学语言的语义层面而轻视语音层面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论中国画的音乐性

中国画艺术无论从注重对哲学理念的揭示以及注重对人文精神和情感的表现的内在品质上,或是从“气韵生动”的最高审美范畴及审美理想方面,还是从形式语言结构的层面上讲,都有许多与音乐艺术相类比的因素,体现出极强的音乐感,音乐性的美成为中国画明显和独有的特质。     

也谈自由诗建行的“平衡原则”

本文对陈本益提出的自由诗建行的“平衡原则”表达了论者的怀疑，指出‘’平衡原则”是建立在主观意愿基础之上的“假设”，缺乏科学翔实的客观依据。相反，自由诗建行的原则应是“自由原则”，即诗人依据自己的见解和追求去安排诗行。“自由原则”是自由诗赖以存在的形式本质。     

古诗词音乐性与审美教学

音乐性是古典诗词的内在审美特性.由于学界分学科研究的原因,教学上忽略了诗词的音乐性,也削弱了古典诗词的美育功能.重视诗歌音乐性,通过构建音乐化诗歌课堂,变革传统诗词教学模式,是应时应景的美育举措.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音乐性元素

沈从文对音乐有着极大的颖悟力,他对乐音进行捕捉与表现,将音乐曲线引入自己小说的组织与结构,关注音乐对于人性的完整与民族"重造"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都表明沈从文的创作中有着丰富的音乐性元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