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

(一) 和亲,从西汉到清代,几千年间,史不绝书。如何看待和亲,历来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一种羁縻政策,是统治阶级的权宜之计。王钦若认为:“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之长策耳。”这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见解。已故史学家王桐龄先生认为“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的看法,就未免流露有大汉     

试论北宋初期对龙蕃首领的授职与政局变迁的关联性

授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之治”的重要手段。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职的有无、多少、高低不仅取决于其首领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度、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清楚地说明其间的关系,本文拟以北宋初期西南诸蕃中的龙蕃为例,探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授职与全国局势变动的联系,以说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授职的具体政治功能及内涵。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对党项族实施的一项基本民族政策。它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 :7世纪中叶以前为草创阶段 ,各项制度并不完善 ;7世纪中叶至 8世纪中叶为完备阶段 ,各项措施趋于系统化 ;此后为衰亡期 ,随着夏州政权的建立 ,羁縻府州制度宣告瓦解。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 ,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 ,它有力地加强了华夷民族间的团结 ,对后世王朝的党项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     

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汉唐和亲研究》值得一读

崔明德同志所撰《汉唐和亲研究》,篇幅不大,饶有新意,值得一读。 第一,扩大了和亲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研究,一般只注意到汉人为统治民族的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首领的和亲,而《和亲研究》指出:“和亲是两个政权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同时,作者还全面统计了自西汉初到唐末共有和亲112次,其中汉人所建中原王朝对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亲共51次,其余61次为各少数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的历史制度机制及其启示

制度是形塑共同体的核心变量。制度的形成、激活以及再次观念化是考察制度效度的周延思路。羁縻制度或羁縻政策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固化，并且一直处于变迁之中。这种变迁一方面是中央权力与羁縻边疆政权权力之间持续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央王朝有意识地调整，从而渐趋完成了由羁縻边疆向政区化管理的治理模式转换。羁縻制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一种更为稳固的制度文化(观念),从而给予羁縻边疆政权以“脚本”化认知，进一步提高了羁縻制度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上的效度。上述过程并没有终结，当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需为中华民族的“组合一体”与“民族交融”提供有效助益。     

论中国古代和亲的功能

汉代以降，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和亲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和亲的评价仍有较大分歧。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学者未能从宏观上观照中国古代和亲的功能恐怕是主要原因。本文认为，从中原王朝这方面来看，和亲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八种：１．羁縻功能；２．以调停军事冲突、指挥边疆民族政权及结交同盟为主要形式的军事功能；３．监督和左右可汗功能；４．分化瓦解边疆民族政权的政治功能；５．以划疆立界和保塞为主要形式的安边功能；６．解围功能；７．以互市、赐与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功能；８．包括礼仪、服饰、音乐、建筑文化在内的文化功能。从边疆民族政权这方面来看，和亲主要有结交大国抬高政治地位和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二种功能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匈奴和亲政策初探

匈奴曾建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其中,和亲政策在匈奴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朝的关系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骄踞接受到被迫提出,从轻视到重视,从仅与汉朝和亲到运用和亲拉拢西域乌孙、车师等,匈奴对和亲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可以说,在与汉朝的互动中,和亲逐渐成为匈奴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汉朝运用得更为灵活.     

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王朝都面临着如何统治民族地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当,中原地区就不能安定,中央政权也难以稳固。唐王朝统治民族地区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在民族地区设立羁糜府州,实行所谓“羁縻统治”。唐统治时期,在其政治势力所及的民族地区,大都设立了这种统治机构。但唐史上这一重要问题,现行的教科书很少提及,专著论及者亦不多见。今试作此文,提出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唐宋时期湘西地区的“羁縻州制”

<正> “羁縻”一词,较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难巴蜀父老檄》中“盖闻天子之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含义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中央王朝在周边各民族地区设置正式地方行政机构的“羁縻州制”始于隋朝未年,唐朝已广泛使用,宋代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元、明时期则为土司制度逐渐取代.推行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的四川藏区

四川藏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纳入了中央王朝的建置,到了唐宋时期,对四川藏区的建置有了巨大的发展,设立了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州制度,与吐蕃关系十分密切,双方时战时和。为了加强羁縻统治和维系同藏族各部落的友好关系,宋朝还通过“茶马互市”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的政治联系,并使之接受宋朝的松散统治     

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好"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两个问题

对于高句丽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探讨:一个是高句丽南迁朝鲜半岛,另一个是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性质和原因.高句丽南迁原因有二:一是忽视与公孙氏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互相攻伐,造成双方共同削弱.其结果是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的孤立;二是公孙氏灭亡后忽视了与曹魏的关系,使高句丽不得不南下寻求生存空间.隋唐征高句丽的性质,由高句丽政权性质及其所占地域决定.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占之地为汉四郡,故战争性质即为统一战争.战争原因,从隋看,是由高句丽侵隋所致;从唐看,是由高句丽侵新罗,新罗求救于唐,唐为制止高句丽的行为和稳定朝鲜半岛和平局面所致.     

边缘区域国家认同建构——以诸葛亮边疆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蜀汉立国之初,南中地区方土大姓和夷帅据土不宾,维持边地的稳定和构建边疆民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诸葛亮在治理南中之时,秉持和抚怀柔的德化思想与因俗而治的羁縻之策,采取了重建郡县、重用大姓、发展南中经济等多种举措,力图将国家意志汇聚于边疆地区。在王朝力量和国家意志不断深入边疆地区之际,包括汉族在内的南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也日益增强。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