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视角下的公益征收认定

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是实现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的两个支点。公益征收的界定包括两个方面:实体法上应以立法规定公益征收的类型为基础,辅之以概括性定义和兜底条款;程序法上应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和认定程序,通过对个案的司法审查认定。基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为保障效率与公平,应按照协议先行程序优先保护财产权自由,协商购买土地财产权,回避公益征收认定的困惑。同时,应对公益征收进行事后的监督与控制,以防范公益认定的疏漏。     

政府规制私有财产的宪法限制

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公民私有财产作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到确认;扩大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范围,从一般生活资料的私有权扩大到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其次,明确规定对政府行使权力的限制,即政府只能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并在给予补偿的条件下才能征收和征用私有财产。修正案颁布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宪法的这一修改有利于保护我国私有财产权,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宪法的这一规定仅仅从宪法规范上初步肯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宪法能否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作用,还要从宪法学原理出发,对宪法规范和宪法体制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财产权与征收权平衡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

土地财产权经由市场交换获得合理对价是财产权的本质,而征收则可依法不经财产权人的同意而获取财产权。权利人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承受责任规则的约束,须放弃财产自由交易权,但有权根据财产权规则获得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补偿。征收补偿标准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接轨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统一移转的前提,补偿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酌情考虑财产权人的精神利益需求,兼顾效率与公平。     

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保障之设置——以规范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为考察目的

新出台的《物权法》在第二篇所有权中规定了我国的征收征用制度,这意味着本是公法中的核心概念的"公共利益"已引入到了作为私法的《物权法》之中。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在缺乏中央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做硬性规定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滥用,在出现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亦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无明确的法律可依。因此,应从学理上对行政征收征用做涵义上的解读,强调厘清"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并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公共利益设置的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诠释和探讨,以解决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问题。     

公共利益之界定——以行政征收制度为视角

世界各国都用宪法明确规定财产权不受非法剥夺，对行政征收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制，主要表现在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和征收程序三个方面，征收目的正是做出行政征收这一行政行为的核心所在。近年来，行政征收制度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笔者以行政征收为视角探讨“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问题，望能引发读者在这方面的些许思考。     

分析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

2004年修宪在宪法总纲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建立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的制度,此举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巨大的宪政价值,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在两方面仍有瑕疵: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限制过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需再彻底一些。     

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的含义不明、补偿标准不科学是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两大不足。鉴于开放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弊大于利,只能通过国家征收满足经营性建设使用农地的需要,建议对公共利益的严格界定问题暂予回避,主要通过建立“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标准来达到控制国家征收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征收与征用界说

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 ,财产权的绝对性式微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征收或征用制度在世界各国诞生。我国征收征用的理论和制度与国外相比都不够完善 ,表现在理论上概念使用混乱 ,制度上不能协调统一。现行宪法修正案第 2 0条和第 2 2条为我国完善征收和征用的理论与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私有财产权入宪的法学意义

2004年修宪在宪法总纲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宪法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建立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的制度,此举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巨大的宪政价值。本文以私有财产权的法学意义阐释为切入点,探索财产权入宪的深层次动因和价值蕴涵,解析财产权入宪的规范意义,从而为构建我国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保障机制提供理论上的解说。     

中葡公共行政宪法化比较纲要

葡萄牙宪法对公共行政管理作了专章规定。从公共行政的目的、基本原则、行政主体的结构与要求、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及权利保障、公共行政人员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公共行政的法律责任等六个方面 ,对葡萄牙宪法和我国现行宪法进行粗略比较 ,会对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有所借鉴。     

试论公用征收制度的宪法基础

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我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所必然萌生的一种政治情感。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以前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又存在着值得改进之处。宪法规定公用征收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普通法律构建具体的公用征收关系预设了抽象的原理和模型,更重要的是它应当为公民直接依据宪法请求公平补偿提供可能。     

公共应急法制中公民权利保护的理论模式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在突发事件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行政权力的扩张,极有可能对公民的正当权利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分析公共应急事件中行政权力的特性和公民权利的特性,探讨权力与权利的二律背反,借助权力—权利虚线和权利底线为公共应急法制的规范层面提供理论模式:其一,明晰权力—权利虚线;其二,恪守权利底线。     

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基于《物权法》的若干思考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借助法学类型化研究工具,基于我国国情,探讨公共利益本质问题,提出在实体角度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同时,强调从程序上完善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优化

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价值产出之间产生对立,同时个人信息权益逐渐由个体私益向社会公益交织演变,构建优化多维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符合发展要义。坚持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行政机关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为辅,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守护公共利益通道,创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挥传统检察优势力量与新时期救济手段相结合,完善公益诉讼救济内涵路径、增设惩罚性规则等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司法信息保护能动治理之路。     

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责任追究明确化。     

试论财产征用的公共利益目的

在自然法的学说之中,财产权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个人对其所有的财产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绝对自由,人们建立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便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然后,私有财产应当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即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个人应当作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因此,公共利益的认定也就成为财产权保障的关键。     

法律上的利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标准

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存在利益保护范围狭窄、理论内涵阙如的问题。考察域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变迁,结合本土法制状况,应确立＂法律上的利益＂标准。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的基点落实于利益之上,同时积极发展公权利理论。     

公益物品、私益物品的均衡及其影响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这两种物品的供给是互为条件的,只有均衡提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重视私益物品的生产而忽视公益物品的供给,不仅妨碍私益物品的生产,也将影响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促进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均衡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