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情友”——秦钟

《红楼梦》中的秦钟,尽管作品中关于他的内容并不多,但他是作为贾宝玉的为数不多的男性“情友”形象出现在书中的。从曹雪芹对他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他的态度并非是欣赏、歌颂的,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回头纨绔(或准纨绔)”来塑造的。他与贾宝玉的交往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     

对体育系学生性格特征的调查和分析

性格,是一个人在处世接物方面表现出的一些关于他如何对人对己对事物的基本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定性格,就必然在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在“做什么”和“怎样做”中表观出来。因此,我们研究和掌握学生的性格,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可以提高教育的效果。同时也使学生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有一全面的认识,从而更能了解自己,提高自我教育的自觉性。     

“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实质是什麽?——驳邵荃麟同志“现实主义深化”论中的一个论点

邵荃麟同志在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时,主张作家在创作中可以只提出问題,不解决问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他以小说《賴大嫂》为例说:“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題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題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他的整套理论一样,是要把我们的文学引到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道路上去。现在,我们试来剖析一下这个论点的真实內容和实质。     

如何看待北宋"元祐更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宋“元祐更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元祐更化”虽然废除了大部分熙丰新法,仍保留了熙丰新法中确实可行的有利部分。因此,我们对“元祐更化”的评价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利弊得失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关于美国诗人洛厄尔的《模拟集》

作为一种强调创造力、认为译者可以适度“重写”的诗歌翻译类型,“仿译”自庞德以来在美国诗歌翻译史中就争论不休,但其许多成功的实例(如庞德本人的《华夏集》和后继者肯尼思·雷克思罗斯等人的一些译作)对美国诗歌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重大影响,“仿译”在美国已形成一种传统.从“仿译”的又一次实践,即广受争议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的《模拟集》入手,可具体分析《模拟集》如何对欧洲经典诗歌进行“模拟”(“仿译”或“重写”),考察玛乔丽·G·佩罗夫、伯顿·拉弗尔、约翰·西蒙和本·贝利特等翻译批评家对《模拟集》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洛厄尔的“Imitations”不管效果如何,他把诗歌的音调、灵魂和活力放在首位的态度,是值得我们看重的.而“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更需译者的识见、才能和“运气”的翻译模式,有时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文本——这也是我们应当承认的,应当对它采取开明而审慎的态度.     

奈达翻译思想的演进及启示

考察奈达一生的学术活动轨迹和他的翻译思想演进历程,可以看到：与其立说奈达是一位“ 翻译家”,不如说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思想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在没有完全得到实践的验证之前,目前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对翻译理论所持的怀疑态度,不仅反映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和他的翻译理论的局限性,更说明了区分应用翻译理论和普通翻译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建立翻译学的紧迫性。     

铭记·忘记

哲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活,要么生活驾驭你,你的态度决定了谁是坐骑,谁是骑者。”而这态度,便是选择铭记或者忘记。有人说记忆是生命的财富,是上帝给予的丰厚馈赠,所以我们应该选择铭记;也有人说,对过去太深的留恋便是对今日过多的羁绊,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忘记。而我,则会让大风帮我忘记,让刻痕帮我铭记。总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铭记的。美国第28任总统在刚执政时,由于一项由他提出的法案在执行时屡屡遭遇困难而显得十分尴尬。他的秘书建议他更改方案,使其变得圆滑易于执行。总统听后,非常严肃地否决:“不行!我的上司不同意!”他的秘书很惊讶:…     

牟宗三的“道德优先于知识”说

牟宗三指出:他以中国传统宣说,“德性优先于知识。存在主义者所宣说的‘存在先于本质,(思想上或知识上划类的本质)是一可取的副题。‘我意故我在’比‘我思故我在’‘为更根本,更具体”。(《现象与物自身》第22页)“道德优先于知识”是牟宗三思想体系的重要命题,也可以说是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引线。由此而引发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引发出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想。因此,深入地分析他的这一命题,对于我们认识牟宗三的思想脉络,大有助益。     

周恩来同志少年时代在沈阳

一九一○年秋到一九一三年秋,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奉天(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简称东关模范学校)学习的时期。今天,我们追怀他少年时代在沈阳的读书生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那宏伟壮丽的一生,更深入地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更有力地回击“四人邦”对他的污蔑和诽谤。     

独立不倚的先觉者——吴宓的文化人格

吴宓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教育家和中西比较文学奠基人。他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但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编《学衡》,批评胡适、陈独秀等人“全盘西化”的偏颇,采取“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公允态度,曾经遭到历史的冷落和嘲弄,一生淡泊苍凉。他耿介执著、洁身自守、独立不倚的文化人格,在现代中国尤为难能可贵,值得敬重。产生这种悲剧式的“吴宓现象”,更值得我们深思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