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的传统：民国时期成都的“木书业”

“木书业”即雕版印刷业。民国时期,由于成都有雕版印刷的传统,加之社会对雕版印刷书籍的需求,以及雕版印刷比机械印刷成本低廉、简便灵活等原因,使成都的“木书业”久盛不衰,在当地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都“木书业”虽然数量遥遥领先,但多系资金薄弱的小型店,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成都“木书业”出版了内容包罗万象的各种书籍,为便利民众生活,保存古籍,传播四川的近代文化,支持私塾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印本时代的到来与宋朝社会的读书风尚

随着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在宋仁宗中期,实现了出版形态的转变,中国社会进入印本时代。宋初诸帝,听政之暇皆好读书。皇帝身先垂范读经研史,右文抑武的政策引导以及"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途诱惑,促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宋代雕版印刷传播对宋代诗歌的影响

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既为诗歌的保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加速了其传播进程.宋代雕版印刷不仅保存了大量宋人诗歌集,而且也促使其传播途径多样化,呈现出官方传播、商业传播、民间传播并举的局面.宋代雕版印刷对宋人诗歌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诗歌流派的形成和维系具有深远影响.     

欣喜与隐忧——论超文本与网络时代的文学

在信息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彰显.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的迫切课题.与传统印刷文本相比,超文本有许多优势,它以"比特"方式更大程度地唤醒了文本的开放性与互动性,拓展了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浓重的技术性因素亦使它存在不少的局限与陷阱,给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危机.网络超文本时代的文学在欣喜中交织着隐忧.     

唐开元《心经》铜范系铜版辨——兼论唐代铜版雕刻印刷

我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雕版印刷的国家,而且也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我们祖先在这方面对人类的文化曾作出巨大的贡献。 唐朝时候我国已用雕版印书,但所雕之版,治印刷史者都认为是木版。至于用整块金属版雕刻印刷,过去认为文献上记载最早的是五代天福铜版。 关于五代天福铜版的事情,见南宋岳珂刊正     

勇于开拓、新见迭出的唐诗研究

正对唐诗在唐代的传播进行研究,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因为这必须涉及诗歌的传本,而雕版印刷虽然出现在唐代,却没有刊印过唐人的诗文集。据笔者所知,五代时和凝与贯休的集子是中国文人最早进入雕版印刷的,而唐人诗文集的刊刻在宋代才开始。没有版本依据,没有刊刻地点,没有印本数量,除了敦煌遗书中少量诗文残卷抄本,没有其他实证材料,要想描述唐诗在唐代如何传播,已经很有难度,更何况还要探讨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的关系。我对这一课题曾有过些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

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通俗小说刊刻起步于嘉靖年间,在万历时得到了迅猛发展,除了与印刷业的发展一致外,匠体字的运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建阳刻书具有浓厚的商业气味,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内容与印刷都比较粗陋,针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万历间江南民间出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是通俗小说出版的重要地区.到了天启、崇祯间,出版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了这一带,这对通俗小说的装帧、题材及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江南刻书开始重视书籍的质量,部分作品的插图、印刷都非常精美,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艺术品,同时某些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呈现出文人小说的特点.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 87 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北宋开封印刷品及其交易研究

雕版印刷技术虽然发明于前朝,但是,真正得到普遍运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是在两宋。北宋都城开封,大量的雕版印刷图书、画像、历本等进入了交易市场。开封作为首都和世界级的大都市,在印刷品技术和市场销售方面都有着重要地位。北宋开封的印刷品交易数量巨大,影响广泛。不仅在经济上有着重要价值,对政局和历史发展都发挥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双重理论指向

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局限性极为明显,但其理论指向也非常鲜明.对于人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是这一思想形态的根本性蕴涵;同时,它也内在地指向对文学自主性的诉求.从学理上说,正是这种双重理论指向的存在,才使得文学主体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广泛论争成为了一种瞩目的文艺现象和思想文化现象.在当前所谓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语境中,深入研究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问题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显然还是很有必要的.     

策略化与20世纪中国文——以"文革"文学为出发点和中心

策略化,亦即将文学作为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心理角度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手段,是"文革"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学策略化的本质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具理性化.包括红色文学传统和所谓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忽视了对批评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出发的多种对"文革"文学的批判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着戏剧行为属性的自我表述行为,具有自身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要求.文学的策略化改变了这种规范和有效性要求,促使审美表达蜕变成为有目的的宣传.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地位和作品影响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在起作用.对于那些生前文学成就相差不远的作家来说,后来地位距离的逐渐拉大,传播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指挥棒.曹丕、曹植兄弟即是一例,二人生前各拥才赋,难分轩轾.但历代以来,二曹不再并肩驱驰,曹植风骚独步.这其中,文学传播对二人的地位差异之形成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论人与传统

传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是传统的主体,传统的形成、发展和重建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但传统也不是被动的,而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以至于人有时不得不受制于传统。不过,作为有生命力的存在,传统总是在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以适应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道家文化与"人的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这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必然以"人"作为视域核心.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语境,"人的文学"观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调和,都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     

五四文学论争与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立于西方的特性,强调"知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合法性,强调文人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新文化人主张统一的西方标准、只承认"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迥然相异。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改良派大量采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看不出论争中存在的那种与新文化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改良派也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改良派反对以"情"的文学否定"知"的文学,但并不反对"情"的文学本身;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改良派承认新文学的未来是白话文学的世界,但反对以不适用作为理由废弃古文文学。     

宋前黄鹤楼兴废考

黄鹤楼始建于东吴黄武二年,原是军用的哨楼。到南北朝时代,黄鹤楼渐成名楼。陈代诗人张正见的《临高台》是文学史上第一首书写黄鹤楼的诗篇。唐五代时期,黄鹤楼一直是文士的宴游之所,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白居易、元稹到晚唐的皮日休,都曾在黄鹤楼宴游。北宋时期,黄鹤楼一直完好无损,宋初王钦若和北宋后期的徐兢诞生于黄鹤楼。张咏、贺铸等诗人词客更常登临黄鹤楼赋咏。直到南宋初年李纲和岳飞还曾登楼抒怀。南宋中期,黄鹤楼毁圮不存。但南宋后期,黄鹤楼又经复建,再展雄姿。游仪、周弼等人都曾登楼赋诗填词,一时脍炙人口。     

宋初“合利建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佛教入宋以后得以复兴,因舍利信仰的流行而重建了大批佛塔寺院。通过入日宋商信息传播,日僧奝然因此来宋求法,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他是为巡礼而来,并认为宋初中国佛学已经衰落,日本佛学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本文仅从奝然在来宋请求雕版《大藏经》的同时迎求舍利、研究造塔技术这一事例证明,他来宋目的是为日本求法,建寺传法。     

一种值得商榷的语言、文学理论——彭富春同志《文学:诗意语言》一文略评

彭富春同志针对传统的“存在—思想—语言”观念 ,提出了“语言—思想—存在”的新主张 ;并以此为出发点 ,提出了真理来源于语言自身的言说的真理观与文学乃是诗意语言的文学观。这样的主张的确新颖独特、石破天惊 ,但它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将语言的存在设定在人与世界的存在之前 ,而且是将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创造者而本体化了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尽管语言在产生之后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定”作用 ,但归根结底语言还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由人造出并为人服务的工具。因此 ,真理只能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正确认识 ;文学也只能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反映。尽管彭富春同志一心要把这些“传统观念”“剥离”与“排除”掉 ,但它们比起彭富春同志的“新观念”来 ,还是要正确而有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