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乐章中的“乱”

“乱”是古代的一个音乐名詞,指較长乐曲中最后的、也往往是使用多种乐器合奏的一个段落。《詩经》里的乐歌具备“乱”段的一定很多,其中有几篇还可以从古文献里找到线索。一、《关雎》的“乱”《論語·泰伯篇》記載孔子的話說:“师摯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师摯是魯国的太师(乐官),《关雎》是《詩经》第一篇的篇名。对于孔子这句话,有种种不同的解释,除了望文生训的一些說法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甲)朱熹說:“乱,乐之卒章也。《史     

《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关雎》论

历来对《诗经·关雎》主旨的理解意见不一。本文将《关雎》置于艺术活动系统中加以研究。应用系统论的原理,从作品自身系统、创作系统、《诗三百》、时代社会系统几方面对《关雎》作了分析,肯定其是一首爱情诗。并对产生歧义理解的原因作了解说。     

现代性视域中的“犹太人问题”——论青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使人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同一性逻辑＂却遭到犹太人这个异己因素活生生的否定,从而也暴露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等范畴,洞察到了现代性解放逻辑的限度及悖论。他批判现代性的自由观,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他以独特的思维逻辑,开辟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路向。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老舍《断魂枪》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和文学上表现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老舍的《断魂枪》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谱写了一曲对传统文化的挽歌和对现代性的深层追求。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角度,通过《断魂枪》中的人物形象、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和老舍对现代社会多层次的思考等方面来粗略地解读《断魂枪》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肉搜索 ”的作用、风险及其控制

＂人肉搜索＂这种由人工参与解答,通过机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在利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人肉搜索＂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方面起到打击违法犯罪,监督政府官员,强化道德压力和为民排忧解难的社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侵犯隐私的隐患和暴力性风险。借助道德的力量和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人肉搜索的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     

论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共时中的发展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不得不置身于＂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共时格局中。这样的＂共时＂格局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融合、创新的机会和途径,但另一方面也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碎化的影响。因此,本文指出在＂共时＂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化在坚持＂民族的＂、＂本真的＂文化根基上,积极吸收＂现代＂、＂后现代＂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动态变迁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能动司法的法治解读

能动司法有利于构建一个以法治和诚信为重要内核的和谐社会,因为能动司法理念体现了一种对真善美具体历史统一的自然法精神的追求,而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着的人们选择和从事正当行为的机制与能力,是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比较中西能动司法的特点,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能动司法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法官造法＂与＂法官释法＂的界限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在能动司法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很大区别。实现中国能动司法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而在现实的微观层面上,则主要通过司法观念和法律原则的创新,尤其是审判方式和执行方式的创新,综合运用各种司法救济手段,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正义。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对“反、返”古今字的重新考察

文章以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的一件商代帝辛时期的青铜方鼎《 方鼎》铭文中的＂返＂字为出发点,调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反、返＂二字的使用情况,对过去一直认为是古今字的＂反＂、＂返＂二字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考察,指出表示＂返回＂义的＂返＂字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但同时还借同音的＂反＂字表示＂返回＂义,＂返＂并非＂反＂的后起字,在表示＂返回＂这个意义上,二者应是通假关系。文章的研究可以纠正《古代汉语》教材仅依据传世文献用字将＂反、返＂二字视为古今字的错误看法,有利于指导古代汉语教学。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     

“‘一体两翼’双核团建”模式下高校团学文化建设研究

探索、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模式与机制是高校育人工作与共青团组织建设的双重要求。…一体两翼’双核团建”模式下高校团学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以团委为主体带领公寓团总支和院系团总支这“两翼”开展工作,同时指导学生总会和社团联合会（含直属社团）“两翼”工作全面铺开;另一方面,以公寓团总支或院系团总支为主体,指导所属学生会和学生社团“两翼”共同建设。如此,“双核”互相交融,“两翼”多重发展,呈现网络式框架,实现效能最大化。     

《释名》中的“同字为训”

文章对《释名》中的20例同字为训从语音变异、语义差别、词性异同、语义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释名》中的同字为训是同字异词现象，其训释是成立的；并进而指出，同字为训在同源系联中有可利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