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

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谈判中,美国以＂维护人权＂＂、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名,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美国利用国民党当局和战俘中的反共分子,采取暴力胁迫和欺骗利诱等手段,制造出多数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粉饰曾被美国斥为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利用与配合,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参加板门店解释战俘代表团见闻

1953年夏,我志愿军总政治部决定从前线各兵团抽调一批干部到开城,待停战协定签定、朝鲜战争结束后,迅速释放并遣返双方战俘。当时我所在的志愿军三十一师抽调了3名干部,有炮兵团副政委荆乐天、九十二团三营教导员田宗琴和我(我当时任九十二团卫生队指导员)。志愿军共调去100余名干部组成解释战俘代表团,与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记者代表团组成一支工作队,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担任队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乔冠华担任指导员。我在解释战俘代表团担任解释代表。 板门店关于战俘的谈判从1952年12月11日开始,于1953年6月8日达成协议,并签定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根据协议,对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移交给中     

西沙反击战中的南越战俘

1974年1月,南越当局悍然出动军队侵犯我西沙群岛,19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军民对入侵之敌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斗中,我军共俘获南越少校范文鸿以下官兵48人,还有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科什：当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决定将这些战俘全部遣返。这期间,我们亲身经历了接收、看押、教育改造以及遣返这批战俘的全过程。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金城战役

本来志愿军计划的夏季反击战役因朝鲜停战协定即将签字,到1953年6月15日24时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南朝鲜李承晚闹事了。 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并公开表示将他们强行编到南朝鲜军队中去。这一行动破坏了停战谈判刚刚达成的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     

一战期间中国收容及遣回德奥俘虏始末

一战初,在中国尚未对德奥宣战时,就有一定数量的德奥俘虏被中国收容.至中国对德奥宣战后,驻京德奥使馆卫队及驻天津德奥军队均被加以收容.对所收容之俘虏,中国制定了系列俘虏管理条例,并在伙食、医疗、薪俸等各方面给以极大优待.一战结束后,至中国正式与德国达成和议,中国经海路将在华之德奥俘虏予以遣返.对一战后一些新独立国家的俘虏,中国也一一予以遣返.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奥战俘之收容,既是海牙和会关于战俘待遇之陆战规例第一次在中国实践,也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论析

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一方面继续沿用杜鲁门政府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诸因素的制约下急于停战.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原有的对美强硬政策,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朝鲜谈判中做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亦表示出一定的谈判诚意,在有关战俘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对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美方一度发出核威胁的信息,企图逼迫中朝方面尽早同意缔结停战协议,但是这种核威胁根本未发挥任何作用,谈判依自身逻辑而结束.     

《阿姆斯特丹条约》与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

<阿约>强调了在欧盟层面协调和一致化移民及难民政策的必要性,并创建了难民基金、确立了难民遣返政策等一系列欧盟层面上的共同政策,为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制度框架和基础.     

北洋政府对一战俄国华工的保护与遣返政策

一战前后,数十万华工远赴俄国,北洋政府为了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以及遣返华工归国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制于华工出国途径的复杂性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上北洋政府不能很好地协调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在自由出洋阶段过于放任的政策带来了无法化解的弊端,导致了最终无法很好地完成其保护与遣返的既定目标。     

冷战时代美国核威慑战略演变与思考

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在核威慑战略上的相互博弈历程也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追求＂绝对安全＂的不懈努力。美苏战略原则的主要分歧并非主要由理解上的差异造成,尽管这种差异真实地存在。这些原则所针对的实际情况和结构情况,才是分歧的主要原因。对相互的立场作多少澄清,都消除不了因各自的安全需求不同而造成的根本利益分歧。     

韩国留学生习得“了”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中产生偏误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人的认知有关,其中的语言普遍性因素包括普遍性、标记性和自然度,汉语与韩语在这三个因素方面的差异导致了韩国学生在习得“了”时产生偏误;过去时间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韩国学生对“了”的错误使用;针对韩国留学生偏误产生的原因提出关于“了”的教学对策。     

简析美、英两国的法院体系

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同属普通法系,都是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实行司法独立,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其司法体制有较大的不同,这种区别集中地体现在两国的法院体系中。美国的法院体系充分体现出司法联邦主义的特点。根据1787年《美国宪法》和1789年《司法法》,美国人构造出平行运行的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两大体系。而英国的法院体系和美国不同,司法权比较集中,不具有美国联邦司法体制的特点,自1876年英国国会制定相关法律后,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法院系统。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朝鲜语状语词尾“■”与汉语结构助词“地”之比较

朝鲜语的状语词尾＂■＂与汉语的结构助词＂地＂在各自的语言中都是典型的状语标志。在很多情况下,朝鲜语的状语词尾＂■＂在汉语中经常对应于结构助词＂地＂。＂■＂与＂地＂的主要功能是,与前面的成分结合以后成状语,并修饰其后的谓词性成分,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它们的不同点是＂■＂只能用在谓词性成分之后,而＂地＂则可以用在谓词性成分和体词性成分之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规律。     

浅议我国遗产“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制度源于罗马法的义务份制度,是一种限制遗嘱自由的手段.现代民法,以“社会本位”为立法基础,为维护社会利益应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程度限制.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身份决定的,而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需要决定的.我国享有必要遗产特留份额的人仅限于法定继承人中的“双缺人”（即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和胎儿,这种因限制过少而自由过多的弊端极为明显.建立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思路应当是：扩大特留份制度权利主体的范围,在特留份的份额上设定可量化的标准与数额,对于“特留份”权利的行使进行适当限制.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论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

本文在民主共和两党、文武官员集团和总统与战区司令三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了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推行和全球战略确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高级文官对武将的权力制衡能力.文章特别提出以杜鲁门总统最终下令解除麦克阿瑟战区司令职务和控制朝鲜战争发展态势为核心点,进一步从党政体制的角度阐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军人必须接受文职政府领导”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及协调

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国际《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准则的制定情况入手,对比分析了两准则的制定背景、框架和内容等,结果表明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程度一般。最后提出应从加强理论研究、对国际会计准则修订施加影响等几方面使中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进行进一步国际协调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