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西欧的经济政策

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欧独立性增强,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对西欧新的政策:建立伙伴关系的大西洋共同体。目的是将发展起来的西欧规制到美国主导的大西洋框架内。政策体现了美国门户开放的扩张方式和美国冷战战略的需要,并反映了美欧经济关系由依附趋向平等的走向。     

近代西欧经济重心转移溯源

中世纪西欧经济重心一直在地中海区域,然而在近代却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西欧经济重心的这种转移,是伴随着地中海经济相对衰落与大西洋沿岸经济兴起而发生的.16世纪下半期,地中海区域占主导地位的大商人资本从贸易和生产上撤资,掀起了金融投机狂潮.而同一时期西北欧商人商船出现了南下地中海的热潮,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控制了西欧国际转运贸易与国际货币支付体系,最后把西欧经济重心由热那亚和威尼斯推向大西洋沿岸.     

普利文计划的历史地位

1950年10月法国提出普利文计划,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主要依据普利文计划签署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失败了的计划,应给予怎样的历史地位?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一) 1950年10月24日,法国总经理勒内·普利文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讲话,建议建立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军。普利文认为,德国不是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国,但它也从这个安全体系中得到好处。因此,德国应当对西欧防务作出贡献。“欧洲军”组     

美国北大西洋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全面控制西欧,同苏联进行对抗,建立世界霸权地位,以北大西洋区域国家加强“合作”为名,在西欧积极推行了北大西洋战略。这一战略赖以存在的前提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对于美国来讲,北约组织不仅是它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它控制、拉拢西欧,维护在西欧“领导地位”的主要纽带。因此,战后美国北大西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紧紧围绕着使西欧和美国结为一体,在服从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同苏联进行争夺而全面展开。战后以来,尽管美国的战略态势、战略处境和战略地位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是美国控制西欧,同苏联争霸的对外战略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在手段、方法上有所转换而已。     

16—18世纪的大西洋贸易与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16-18 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三角贸易和较少为学界关注的新英格兰、非洲、西印度间的三角贸易,还包括许多直接贸易渠道.通过大西洋贸易,西欧一些国家,特别是英法获得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资本,工业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长为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中心.而非洲和美洲,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却受制于大西洋贸易,日益沦落为世界经济的边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由大西洋贸易和西欧经济强国自身经济发展要素机制所决定的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并不仅仅表现为卷入大西洋贸易的西欧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还表现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内部的各自不平衡发展.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与战后德国问题的解决

在冷战环境中,全德统一不可能按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方式去实现.新生的西德国家则暂时搁置了民族统一目标,而将自身主权的恢复作为推动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初始步骤.同时,阿登纳政府认为,联邦德国的主权不可能中立地求得,而只能以入盟西方的途径达到.入盟西方之路崎岖起伏,而尤以军事入盟困难最大.1949-1955年,联邦德国历时6年的重新武装努力终于克服了入盟路上的最大障碍,并由此获得了平等与主权.这就为以民族统一为目标的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

对美政策是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阿登纳政府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该时期的对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既有对美国的"依附"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阿登纳政府为追求本国根本利益,进行实用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     

萨尔问题的解决与西欧早期一体化

萨尔问题是二战后德法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 ,牵涉到德法和解和西欧早期一体化的各个环节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本着德法和解的原则 ,充分利用冷战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 ,开展灵活的外交 ,圆满解决了萨尔问题 ,并大大促进了西欧早期一体化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推动西欧联合政策的实行

在美国联合西欧对抗苏联的大西洋联盟政策中,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其两个首要步骤.而美国在着手进行这两件大事时,都以西欧联合作为援助西欧各国的先决条件.因此,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实际上是战后初期美国推动西欧各国在经济、外交、军事及政治上实现初步联合的最早行动.     

美国与战后初期西欧联合思想的发展

战后初期,美国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开始推行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在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之际逐步形成了控制和利用西欧遏制苏联的大西洋联盟政策,而西欧联合被美国当局者认为是其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重要部分。美国战后极力支持西欧联合,虽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西欧联合思想的发展。欧洲人谈了几个世纪的欧洲联合终于在战后迈出真正的步伐并取得进展,这固然与欧洲的历史遗产、欧洲联邦主义者的愿望有关,尤其是与战后西欧国家的现实需要与自身努力密不可分,…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犹太人社团对联邦德国的民间索赔--以"要求赔偿联合会"为中心

为了代表犹太人受害者和犹太人组织与联邦德国进行赔偿谈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联合建立了"要求赔偿联合会".在瓦森纳尔谈判中,"要求赔偿联合会"通过与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成功地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卢森堡条约>第一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既为世界犹太人组织从联邦德国获得战争赔偿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日后犹太人受害者向联邦德国寻求个人赔偿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     

论二战后阿登纳的德国统一政策

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反对民族的分裂 ,并为德国的统一进行过努力。然而 ,他的德国统一思想与联邦德国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因而 ,他争取统一的努力反而加剧了德国的分裂 ,其原因主要是德国统一的主动权掌握在美苏手中 ,同时也与阿登纳依靠西方、敌视东方的统一政策有关。尽管阿登纳的外交战略使西德获得了主权、复兴以及稳定 ,但其统一政策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德国的统一。     

20世纪50—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

联邦德国建国之初,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经历着深刻转型,政治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联邦德国学术界及联邦政府政治教育机构对政治教育该如何适应并大力促进西方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争论不休。本文从20世纪50年代的欧廷格与李特之争、60年代的政治教育大讨论、70年代的"解放"与"理性"之争,梳理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争论。这场关于政治教育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德国学术界对当时德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学术思想的方式所作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951年欧洲防务集团方案的缘起与意义

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是两极对峙格局业已形成之时,西方军事安全需要与对德政治情势的妥协产物。它综合了美国全球战略、美欧关系、欧洲国家间尤其是法德间利益等诸多因素,体现了从普利文计划的出笼到斯波福德计划的妥协,直至彼得斯堡与巴黎的争执的发展过程。它不仅能通过欧洲框架融合法德关系,消弭西德与北约欧洲成员的矛盾,从而为最终以北约方式武装西德创造条件;而且,对促进西德平等地获取主权、进而入盟西方意义深远。     

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西方盟国对西占区德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再教育"运动,试图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这场由英国首先提出,美、英、法共同推动的"再教育",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两德统一与“社会伙伴关系”的东扩：1990-1992

＂社会伙伴关系＂是具有德国特色的劳资关系,包含了两种制度,即企业代表会制和集体合同制。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的＂社会伙伴关系＂迅速扩展到东部地区。这一进程一方面反映了东部地区社会转型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劳资关系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从皇帝到礼仪元首——从德国国家元首地位的嬗变看德国政治民主化

从19世纪德国统一以来三部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魏玛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中国家元首从皇帝到礼仪元首的嬗变中可以看出,国家元首地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民主化的推进。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德国所经历的是＂外植内生结合型政治现代化模式＂,所走的是渐进与突变相结合（改良革命型）的曲折道路。     

Mortality in the two Germanies in 1986 and trends 1976–1986

By using the new analysis programme LIFETIME the mortality data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the GDR are compared by age, sex and cause of death. The data submitted to the WHO were used for this purpose. Within the period from 1976 to 1986 life expectancy has rise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hereas in the GDR it increased to a minor extent only, so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Germany has clearly enlarged. This enlarged gap in life expectancy largely depends on a higher mortality in the GDR due to diseases of the circular system and the respiratory organs,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other’ causes of death. The last-mentioned two groups also ‘contain’ the normally separatedly reported causes of death ‘cirrhosis of the liver’, ‘suicide’, ‘accidents’, and some diseases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These causes of death probably have gained a certain weight — like in other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 so that their evidence has been undesirable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In 1976 the GDR still reported these causes of death separately.     

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审查权。时隔不久的195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宪法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三州区划调整的《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和判决方法上大胆借鉴美国经验：但与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相比，联邦宪法法院也汲取学说和判例之菁华创造出独特的宪法解释和适用原则，为德国宪法审查原理和方法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德国的宪法审查“第一案”对正在孕育中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