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区建设：走向内卷化的权力秩序——基于对长春市J社区的研究

文章拟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框架出发,通过对长春市一个城市基层社区建设现状的分析,指出当前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国家使其权力触角重新延伸到城市基层生活的过程,而这种权力的延伸与渗透是以内卷化为特征的。换言之,社区建设的内在行动逻辑是国家权力技术在城市基层的改变。     

权力观念的历史变迁

人类文明由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知与态度实现了以下四种转化;（1）从统治型权力观到服务型权力观;（2）从单向性权力观到双向性权力观;（3）从全能权力观到有限权力观;（4）从强制性权力观到说服性权力观。     

情色想象与权力秩序——重读鲁迅的《肥皂》

对《肥皂》的评论大多集中在以精神分析技巧揭示道学家的虚伪上,但鲁迅却不仅透过情色想象将四铭描绘成一个伪君子,而且在家庭闹剧中暴露了他置身其中的权力秩序。四铭和太太分属两套几乎完全不相兼容的话语体系,只在宏大政治或道德话语层面,他才有资格作太太的主导,而这时太太的随声附和以及漫不经心,看起来维护了他的权威,但也悄然完成了对其权威的消解与颠覆,因为他们的对话仅有的交集跟形而上的伦理道德悖反,却只联系着形而下的情色想象。道德家的激情和牢骚家的不平一遇到具体而微的反诘就岌岌可危,导致宏大话语掩盖下的淫心现出原形。自以为在家庭权力秩序中的优越地位及有关国计民生和文化道德的迂阔的议论也无形中受到揶揄和嘲讽。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一场复杂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认识角度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国情,政府总体上成为一个主导力量,政府权力因素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和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路径探析——以广州市荔湾区城中村为例

荔湾区城中村村民在外在资格上已经初步实现了市民化,但在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教育引导、发挥经济联社积极作用,在进行城中村空间、体制、产业改造的基础上促进城中村村民的进一步市民化。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伴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跨国公司向国家权力发起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不同的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受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几乎是同步增长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样本研究

本文追踪近年来北京、南京等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种模式样本,分析其打破"居民委员会社区"的主导模式,拓展居民自治空间,建立街道级社区,压缩政府层级,精简政府机构,优化人员组成,整合社区资源的意义。它们预示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刻变动与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

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有显著影响;城市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标、对象及方式的选择应以住房分层状况为前提。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从“Google数字图书馆案”谈版权作品利益格局的变化与对策

"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自推出以来,广受热议,并已涉诉多起。近期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的案件频发,昭示着传统版权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和调整,现行版权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今信息网络时代,顺应新形势,在确保著作权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有必要适当扩大数字图书馆对版权作品"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适当放宽数字图书馆对版权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权限,改革对版权作品利用的付费制度,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及调整出版商的商业运营模式,以建立新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促进文化传播,推动社会进步。     

城中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州长湴村为例

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纯公共物品少且不均、准公共物品利益外溢、混合型物品市场机制不灵,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为此,应细分城中村准公共物品和混合型公共物品的类型和供给方式,既需要政府、村改制公司、市场和个人多元联合供给,也需要有效平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并将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纳入需求范畴;建立健全“公导民办”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城中村改造与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和推进城中村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统筹生育保险制度的构建——以天津市为例

在“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天津市生育保险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构建天津市城乡统筹生育保险制度的框架及相关对策建议,从而实现天津市生育保险从职工到居民全覆盖,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耦合协调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内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结合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和宜居性发展现状,利用熵值法分别测算二者综合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韧性与城市宜居性总体水平不断上升,相对而言,城市宜居性的发展水平要略高于城市韧性;两系统耦合协调指数较高,总体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区域内部上海耦合协调度保持在最高水平,协调城市类型主要以初级和中级协调为主;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城市板块呈现出环绕式聚集分布。据此,提出通过加强韧性建设来提高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因地制宜以特色发展打造宜居韧性城市、城市转型实现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等政策建议,进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综合发展能力,实现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城市群。     

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城市社区视角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就业服务对于其实现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在城市中较少获得就业服务.文章指出构建以城市社区为平台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需要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政策,厘清政府、非营利组织、农民工等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并提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具体路径.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