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使理学成为一种更为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     

从“理一分殊”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关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等义,与传统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总别和同异之议均有关系。当代新儒家直接承续了宋明理学的精神,面对时代问题,不断地吸收传统智慧以作新解,进而转化为当下思考的资源。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的思想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迷失和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社会里,义理世界渐渐失去了其同一性,甚至无"理"可讲,本根意识的杂乱无章或者消解,使得社会的同构性趋向于减弱,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无所依归的个体原子,本能式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而社会陷于分裂的境况,迫使我们不能不讲"理一"。因为,只有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性关联当中,在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里面,才能够重新找到渐次失落的意义本源,维持价值理性的同一性。但"理一"又不能够脱离开"分殊"来讲,而必须要置于"分殊"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下,在万事万物的个别性存有里面来明"理"。     

从华严宗“一多”关系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试论儒佛之异同

(一 )“一”和“多”的范畴贯穿着中国哲学史的始终 ,“宇宙人生一切事理 ,均可按一多关系 ,简单归纳 ,要言不繁 ,朗若列眉。”1佛教华严宗和禅宗都提出过“一多”范畴 ,并且论证了一多相摄的关系。华严宗认为 :在觉悟者看来 ,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物与事物之间、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法藏在描述法界缘起时说 :“初义者 ,圆融自在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不可说其相状耳。”2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是华严宗表述相即观念的基本命题 :“一”指一事物 ,即佛身 ;“一切”是指其他一切事物 ,即众生。这一命题的意思是 ,一事物…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朱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意象新论

近年来有学者对禅佛教与朱熹理一分殊的影响关系提出异议,使这个案头习见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水月三喻的再解读,可以确认传统认识对于两者关系的事实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止于两者"有"关系,而对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又"为何"如此,并无深谈。为此,需解决华严水月的禅化与诗化、理一分殊的禅学因子以及理一分殊的华严、禅宗影响说等几个问题。禅佛水月以其诗学象征,承载着华严圆融辩证的禅理,融入朱熹理一分殊的思辨哲学中;水月之喻从宗教意象到诗学意象、到哲学意象的嬗变,弥补了旧儒学思辨哲学与形象思维的先天不足,使"盛极而衰"的禅学借理学之体得以新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存在而不可见的影响,此或可为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解读。     

理一分殊何以重要——以程、朱的观点为视角

理一分殊作为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通过万殊而一贯与一统而万殊两方面,既确立了理的形上本体地位,更使本体理的体认有了下手处,即格物穷理。尤其是后者,一定意义上使儒墨、儒佛之异得以彰显。这一命题具有勾连形而上下的结构性的重要作用,使程朱理学与孟学之道统承继得以体现;也使儒与墨、佛之异、儒家之独特价值得以彰显。理一分殊的这些特点直接促使现代学者(如刘述先)探索儒学如何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在当代社会建立低限度的普适伦理提供理论依据。但同时也需辨析,这种探索是否已偏离理一分殊之本旨。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理一分殊：对话时代的儒家者言

全球化、多元主义、文明对话——这些词汇在今天显得并不陌生，特别是在“9·11”之后，如何对待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当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与“治天”思想

正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在当代有多重解释路向,彰显了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大多是从形上的角度去诠释"万物一体"思想,如本体论向度以及境界论向度等,[1]对其中内涵的与现代社会中治理自然相曲通的思想的研究仍然较少。"治天"中的"天",并不是指抽象的道德世界或超越的宇宙力量,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所谓"治天",在王阳明那里,就是从"万物一体"思想出发,说明自然与人同根同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从“分”看荀子哲学中的“他人”思想

荀子哲学中的＂他人＂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分＂的论述中。一方面,他通过＂天人之分＂,将人从神秘化之＂天＂中分离出来,凸显了个体的独立存在与价值,在确保人类主体地位的同时,赋予＂他人＂以个体的独立性。＂他人＂对于＂我＂也是独立的,不能被同一化,因此,＂我＂与＂他人＂的关系自然成为荀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荀子通过人类社会的＂明分使群＂,超越孔孟儒学中＂我＂对＂他人＂道德伦理示范的单向维度,提出了具有现代＂他人＂思想内涵的＂我＂与＂他人＂各尽其职、和合相宜的伦理思想。荀子的＂他人＂思想对于消融当下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试析“理气论”在刘宗周思想中的地位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作为明末儒学的殿军,面对王学末流“任心率性而行”,几近于禅的严峻现实,刘氏将“一气流行”为内涵的理气论贯通于心性论,使主体性范畴更具客观必然之特质,以贞定、收束和提升心性论的本体地位。一、阳明心学主体性范畴对客观范畴的消解作为宇宙论的基本范畴,“理气”以及与其直接关联的“道器”、“太极阴阳”等,在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那里基本上是被用来描述和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筑气、理本体论哲…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茂名市“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在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合理性分析

建立一村(居)一律师工作制度,为每个村(居)委会聘请一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指导调解等服务,解决基层法律问题,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夯实基层法治根基的应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