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视阈下国企高管收入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国有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廉政建设的重要阵地,国企高管成为廉政建设的重点监督对象。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的现象虽有所改变,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仍然大幅高于民企,部分企业存在腐败和低效的问题。企业高管收入的合理值受到公司规模、经营业绩和行业属性的综合影响。国企高管收入与公司规模密切相关,而与业绩相关性弱,薪酬制定不合理,尤其是在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中,高管收入明显偏高。根治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等腐败问题,需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筑牢政治根基,加强党建工作;完善法律规制,强化纪检监督;加强内部监管,形成修复机制;构建廉洁年金制度,创新反腐举措。     

有效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探索

有效公司治理是有国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完善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本质的内在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为国有企业改革规范了内容与边界,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为国有企业改革揭示了方法与途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的路径包括:基于国有企业类别差异权变推进混合所有制;遏制垄断、破除垄断,推进国有企业运营市场化;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资运营平台化;强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国企经理报酬机制市场化;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实现外部治理规范化。     

国有企业高管篡夺公司机会的法律规制——企业法与刑法衔接视域下的国企腐败防控

近年来,国企高管腐败问题频发,篡夺公司机会已经成为国企高管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重要途径,规制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行为的相关法律亟须完善。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在法律性质上既是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也是侵害国有企业权益的行为,需要通过企业法(主要是公司法)和刑法共同进行规制。基于公司法和刑法的不同特点,在认定标准上,公司法应当适用绝对性规则,刑法则应以利益或期待因素为依据。基于公司法与刑法的不同功能,在责任追究上,一方面要明确划分国企高管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通过两种责任的无缝衔接实现对国企高管篡夺公司机会行为的有效防控。     

中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山东省管国有企业的调查

现有文献对于董事会以及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董事会行为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董事会治理质量、董事会业绩评价以及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效率的实证研究,较少深入分析国资委与国有企业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制后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运作。本文认为董事会对于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以及规避国有企业风险等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山东省管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各国董事会治理的实践,从规范国资委与国有企业董事会职责、构建优秀董事会治理文化以及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提出提升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建议与措施。     

控制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理腐败

经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经理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以寻求制约经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从政府权腐败和代理权腐败互为供求的角度 ,深层次分析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发现 ,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主要根源。因为 ,在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人事权的现实中 ,经理为了追加国有资产控制权收益 ,必然积极进行控制权投资 ,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 ,必然更加积极地进行权钱交易。据此 ,解决国有企业经理腐败问题 ,必须从改革经济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入手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缺乏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是导致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效率是低下的直接原因。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在本文主要从强化股东大会职能,完善董事会结构,完善监事会监督职能,理顺“老三会”与“新三会”关系等方面,谈几点认识。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争论及演化趋势

本文从产权结构、对经营者的激励、制约和任免、债务约束等方而,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介绍并评价了“产权改革核心论”和“公平竞争市场论”对进一步深化国企治理结构改革的主张,指出应首先解决好国企的退出问题,然后再对‘剩下的国企,分门别类研究其治理结构。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构想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框架和核心内容,它是资产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之间建立的一种制衡关系,是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包括激励和约束等多方面内容的一种机制和管     

嵌入式领导：新时代党的领导融入国企治理体系的机制分析——以组织、责任与制度为分析视角

嵌入式领导是实现党的领导融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基本运作机制,也是确保党对国有企业进行政治领导、组织调控和思想引领的有效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以组织嵌入、责任落实与制度融合为核心的嵌入式领导机制进一步把党的领导融入国企治理体系,通过把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使其成为领导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治理主体,加强和改进了国企党建工作。这有利于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治理现代化,推动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促进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党的领导融入国企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讨论前置程序、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健全国企党建制度体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企改革发展。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所有者权责不够明确,股权结构单一化,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尚待建立及企业“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亟待理顺,成为影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因素。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实现股权多元化,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能及职责,建立有效的企业家形成、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协作机制,从而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中国特色的法人治理结构。     

从权力的角度看国企中的腐败现象

基于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腐败的严峻形势及特点的分析,运用政治学特别是有关权力的理论深入地探究了国企腐败的根源。着重指出权力的过度集中是导致国有企业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利的缺位则是腐败的主要原因,而权力的广延性和综合性提高了权力的强度,加剧了腐败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国企腐败的若干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与人力资本产权激励

国有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人力资本运营方面面临着多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保证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有效运营,强化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应当引入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机制,建立一套有效保护、激励企业成员人力资本合法权益,多元利益相关者相互制衡和调控的国有企业特殊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迫切需要解决的六个问题

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迫切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克服各类人员的模糊认识,进一步明确企业改制的指导思想。二是调整股权结构,积极发展多元化企业投资主体。三是理顺企业内各组织机构的权责关系,形成协调运转、有效制衡机制。四是完善企业内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五是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切实理顺政府与企业在资产管理和干部管理方面的关系。六是改善企业党的领导,形成统一的决策、用人、监督机制。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在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 ,博弈才能产生最优的均衡解 ,企业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本文通过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博弈分析 ,指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与实施方面的缺陷 ,要实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 ,获得更有效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 ,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化选择

以混合所有制改制为导向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拉开帷幕,能否真正实现出资人到位是关系到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剖析国企治理结构的现状入手,对强化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的重要性以及出资人到位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的途径,以期能找到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突破口。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点。     

“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2008—2020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动机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投资是企业重要的价值增值活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绩效(ROA)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混改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国内少量文献着重分析了混改对国企“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国企混改所强调的“效率”更侧重的是投入产出比的概念，目前尚无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本文首次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了“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和产出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混改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约为20%时，“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达到了最大。研究结论既支持了不同性质股权的资源协同和互补效应，同时也支持了制衡理论的权利纷争负效应。这一结论为混改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国有企业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制度研究——基于上海国有企业高管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

董事会选聘经理人是国企用人制度的重大突破。上海市管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的试点工作．在落实《公司法》和推进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企业高管采取有别于党政干部的管理办法还不成熟、不完善。文章认为：理顺上下关系、各司其职,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以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应当成为国企高管用人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的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中的重点。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政治根源(1978～2008)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治理.1978～1992年,国企治理结构经历了放权让利与两权分离的转型,但都没能解决国企面临的治理困境.1993年,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标的确立与<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经济型治理结构的探索.30年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党和政府的介入以及利益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共同构成了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