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用刑事证据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的一系列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 ,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证据的价值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说 ,就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据理念和发展趋势来看 ,刑事诉讼证据应当选择法律真实为其价值的取向     

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所代表的不同价值对我国的司法和法治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我国立法对"真实"的基本定位为贴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和西方法治倡导的法律真实有不同之处,这不仅源于诉讼模式的差异,更是由于司法环境的不同。尽管如此,我国在追求"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中,仍存在一定困境。如何达成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努力,更需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效用新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应为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具体说就是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但是过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偏向于追求实体真实 ,而较少注重正当程序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指明了一个新的法律效用取向——追求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之学术争鸣及其评价

刑事证明标准模式可分为"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主观真实"三种模式,每种模式各有其理论依据并各有利弊。将三者有机整合而成的"实在且正当的主观真实说",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模式的合理选择。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用观证明标准,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并兼顾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实际状况,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全新表述,将其分为理想的选择——“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现实的选择——“确定无疑”证明标准,理想的证明标准应遵循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的基本思路,从多角度、多层次、体现诉讼阶段性来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实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混合标准.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转换

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理论学说当中,“客观真实”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刑事审判证明的核心任务。然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笼统、操作性差、与法治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客观真实”标准作为运用证据一种价值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刑事诉讼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主持和参加这一活动的是有认识局限性的人,而这一标准却把理想与现实,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混淆,从而使得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在研究刑事审判证明标准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把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联系与区别耙梳清楚,从而转向法律事实观,而不是客观事实观,建立“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标准”。     

论人本法律观视野中的行政听证

现代行政法理论强调行政活动的正当程序,而行政听证正是行政程序的核心部分。人本法律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理念,从这一新视角出发,来探究行政听证的价值功能以及行政听证的人本法律观基础,将助益于解决目前我国行政听证理论基础薄弱,又难收实际效能的现状。     

日本精密司法评述

日本刑事司法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最终形成别国都不具有的"精密司法"的特质.周密的侦查、慎重的起诉及法庭细致入微的审理,造成了极高的有罪率.精密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过于追求实体真实而忽视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造成刑事诉讼价值的失衡.改革的出路,在于降低起诉标准,淡化精密司法,强化审判中心主义,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度.     

中国刑事诉讼新理念之探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念的推动。在对刑事诉讼理论的理解和刑事司法实践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在刑事诉讼中应树立裁判中心、平等对抗、法律真实、程序正义优先、程序制裁五大理念,这些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     

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

环境信访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一项不容忽略的制度。本文以一次环境信访试验和调查切入,阐述了我国环境信访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并提出对其进行制度改进的具体路径。     

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针对整个社会系统提出的要求,其目标蕴含的是一种整体性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都能得以合理解决的社会。为此,必须建立符合整体性思维的利益调整机制,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统一纳入社会平稳运行的范围以内,通过和谐的手段衡平利益,定纷止争。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的调整器,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传统法律并没有建立在环境友好的观念之上,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体意志、行为规范和裁判标准,故而,如欲使法律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发挥功效,必须首先进行法律的变革,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内涵,发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需求,探求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途径,进而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论争之检讨－－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由论争到折中的转变,证明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可以融合生长,实现优势互补.我国证明标准缺陷问题主要是体系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在坚持客观真实理论基础上吸收法律真实之逻辑性、层级性和规律性等优势,完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进而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体系.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民事抗诉理论的争议与评述

民事抗诉学说中废除说、限制说、加强说是不全面的,完善说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建设的需要。民事抗诉属公权力行为,抗诉过程充分体现当事人地位平等和诉讼平等,检察机关只发挥程序性启动再审的作用,实体判断仍由法院完成。协调民事抗诉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关键是,涉及私人利益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则以职权主动抗诉。由于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立法粗糙和原则抽象,迫切需要修改完善。     

对20世纪90年代“天人合一”问题争论的反思

工业文明繁荣的背后蕴藏着环境、生态危机,全球化带来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整合,科学与人生观需要协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学人对"天人合一"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他们争论"天人合一"能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并在争论中逐渐深化了对"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的理解。他们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而表现为对现实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怀,是中西文化之争在当代的延续,是科学与玄学论争在当代的重显。     

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兼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

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教科书贯穿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由此引发了一次与日本的外交纷争.但中华书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挫败了日本方面的无理指责.联系到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重温中华书局不忘国耻、秉笔直书的精神,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近年来由于许多双边投资(基础)条约中使用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结果导致在投资争端解决的程序方面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了授予国与受惠国之外的第三方签订的条约,即更加优惠于基础条约中所提供的待遇,并对授予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最惠国待遇条款"究竟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事项,笔者发现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措辞的模糊性。为此,文章深入研究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投资争端中的适用并指出为避免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将我国置于不利地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对策:第一,明确将争端解决程序排除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第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采取不溯及既往原则。     

论土地争议的性质及其解决方法

土地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但是我国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做出相应规定。相反,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权属纠纷的行政机关强制介入制度,这种制度有许多弊端。因此,应该完善土地争议解决方法的立法,尽量保持与仲裁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