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藏刀与藏天下:《庄子》"大宗师"与"养生主"之政治现象学关联

原创性的疏解方法不同于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本解释学,它要求对《庄子》文本的疏解本身成为道之疏导,以便达至天道和人事之间的贯通。从这种疏解方法出发来解读《庄子》"大宗师"和"养生主"两篇,可以发现:首先,"大宗师"何以谓之大的关键在于,养生之道本质上乃是"大宗师"篇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其次,通过对"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寓言的政治现象学解读,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论证"大宗师"和"养生主"之间的政治哲学关联:即"养生主"通过解牛而来养刀的藏刀之道乃是"大宗师"所谓"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政治之道。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论墨子的"强力"思想及影响

处于战乱频仍时代的墨子,认为天下之治和兴万民之利乃是大"叉",必须强力而为.在这种"强力"思想的指导下,他敢于担当,刚健有为.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主张.他摩顶放踵,穷且弥坚.艰苦践行着自己的主张.使得墨家学派迅速成长,一时与儒学并为显学.然而,这种贵力尚强的哲学也成为墨家迅速衰微的关键原因之一.     

纵向府际关系情境下政治注意力演化的理论建构

政治注意力现象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有关政治注意力的研究侧重于象征、工具意义的阐释而忽视基础观建构.本文聚焦中国场景下政治注意力演化理论构建与国家治理意涵,以"过程-情境"分析框架为基础,将政治注意力演化过程区分为分配-传递、竞争-捕捉、参与-反馈、跨界-共治四种理想类型,认为它们与各自生成情境之间的匹配性是全景动态理解政治注意力运行的基础;再将"过程-情境"分析框架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拓展,以再制度化推动政治注意力演化过程与国家治理制度之间的冲突性消减与兼容性提升,实现政治注意力演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     

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

为一种好的国家治理的生成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乃基于两种前提的确定与确证,这就是"能够"与"应当".一种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必须建立在人们的可行能力之上,更要建立在人们的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上.可行能力所描述的只是我们具备了建构一个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所需要的能力体系,但不意味着必然如此,"能治"所表明的只是在自然限制和人性限度内的可能性;"善治"所指称的是人们基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建构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向和意愿.如果说能治与善治属于主体性的条件,那么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逻辑则属于客体性根据.只有实现主观性(主体性)和客观性(客体性)的有机结合,才能将好的国家治理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正是实现这种现实性的根本道路.     

平民儒者的政治狂情——以明儒王艮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儒者,秉承着儒家学者一贯的政治情结,在其哲学思想里对于政治问题予以了热烈的关注.王艮的政治关怀,从思想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期盼实现"万物一体"的合理政治秩序能够继上古三代社会之后再次重现;强调"安身"、"保身"是家国天下等政治事务的根本,将治世的问题化约为治身的问题;倡导"大成师道"学说,认为儒者应该用"圣人之教"来教化君主和万民,通过教化社会、参与政治来实现儒者的救世使命.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孝经·开宗明义章》义理刍议

《孝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统治者把它视为"治理天下"的思想政治圭臬,普通民众将其视为"立身行道"的行为准则。《孝经·开宗明义章》是孝经的起始章,蕴含义理有三个:一、"无念尔祖";二、"孝为德本";三、"孝始孝终"。研读《孝经》,发掘其深层智慧,赋予"孝"以现代内涵,运用其义理可以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予以借鉴和启迪。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智慧本义——以泰勒斯为例

西方哲学史开山祖师泰勒斯被归入"七贤"之列,也就是被认为最有智慧.那么,什么是先贤所认为的"智慧"呢?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当时还不发达,也不普遍,而且早在他晚年从事哲学研究之前,就已有"智慧"之名,因此普鲁塔克把思辨等同于智慧,这显然是后起的观念.泰勒斯的"智慧"也主要不是体现在他的军事工程学、数学、天文学和经济学(致富术)等方面的贡献,而是跟"七贤"中的其他几位政治家一样,体现在政治上.安身立命的政治智慧,尤其是归在泰勒斯名下的希腊最重要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才是"智慧"最初的含义,也是哲学的源头.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