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尚书·康诰》“见士于周”

"见士(事)于R"(R为受事)为西周常用语,西周以后一直流传下来。与之相关的是一系列句式,即"见V于R"、"见VR"、"见V"等。这是一个成系统的现象。如果把这个"见"理解为朝见义,与"V"互相独立,不构成直接关系,则整个系统都打乱了,变得无法解释,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不可接受的。     

《汉语大词典》若干“金钱”义词条书证商补

书证是大型语文辞书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文章围绕书证迟后、书证单一、书证有误、书证缺失四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若干"金钱"义词条的书证进行订补,以期为《汉语大词典》今后的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船山对“格物始教”问题的思考

在《大学》修身功夫的次第问题上,船山针对阳明对朱子"格物始教"说的批评,认同朱子的观念,批评阳明的功夫论观念为"离物索知"。同时,船山又通过对《大学》格致功夫与诚正功夫相互界定关系的诠释,认为格致诚正四者俱为"入德之门"而不可偏废,藉此来转变朱子"格物始教"说理论上可能的偏颇。     

从“见义不为”探讨社会公德建设的基本理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公共生活中出现的见义不为道德滑坡现象,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吗？社会公德建设中存在见义不为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鉴于此类现象如何维护社会公德建设,试从树立社会公平观念、正确发挥社会评价机制及完善社会补偿机制三个方面加以探析。     

蔡国始封及其始封年代考——兼论武王克商的年代

蔡国是有周一代重要的封国，由于史料阙佚，史学界对其始封问题历来歧见迭出，莫衷一是。通过对武王封蔡传统说法进存辞证，认为蔡国是周公始封而非武王始封，时间在周公摄政期间。在对武王克商具体年代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蔡国始封的具体时间是在公元前1104年。     

从“二程语录”单义词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晚出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最具权威的一部汉语语词词典，但其书证晚出现象严重，补证这些滞后的书证，对于词语溯源和辞书编撰均有裨益。“二程语录”语词颇具特色，然辞书对其重视不够。本论文以“二程语录”语词为考察对象，共提前《汉语大词典》首引书证滞后的单义词169个。     

“见”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从《孟子》“以羊易牛”说起

孟子以"见牛未见羊"来论证"以羊易牛"合法性的做法,给后世学者解读"以羊易牛"带来了不少困扰。朱熹从"仁术"、"理未形"、"人物有别"等角度替孟子进行辩护。"见牛未见羊"实质是强调"见"中蕴含的恻隐之情在推动人为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见牛未见羊"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归约为如何认识道德情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能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建立在恻隐之情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理性完善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上。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后天的人为教化,通过系统的教化把道德理性加入道德情感之中,以使人形成以道德理性为主的良知。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戴震“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

戴震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有不少,本文只对他“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举例加以阐述。其内涵主要有二:一是治学时寻求的结论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二是治学过程中要运用充分的证据将问题的来龙去脉、枝枝节节都考察清楚,然后再下结论。而这需要对古代文献作仔细的爬梳,并且不盲目地相信和怀疑。此法对戴震及其影响的乾嘉学派意义重大,对今天的学者也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浅谈古汉语“见V”结构的修辞功能

作者认为古汉语“见V”结构不仅表示被动语义,而且具有称代作用,其语义较为含蓄。文章从后者的角度,阐析了古代汉语“见V”结构的修辞功能。     

论理解主体的“前见”合法性——科学解释学的视角

系统地分析了“前见”合法性的解释学内涵，并结合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后经验主义，如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等思想，进一步确证“前见”的合理内涵，从而说明，就理解的主体角度而言，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本质特征。     

论五十年代文学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20世纪50年代文学特别强调的要求,但这种“真实性”是由阶级性决定的本质真实所规定的,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无关,它在不断的文艺批判中逐步得以强化。     

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定为犯罪,必须在对“见危不救”准确界定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任何不加分析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从视觉动词的词义特征看古汉语动词“见”的语法化

语法化是汉语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在语法化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语义的虚化和句法分布的泛化。视觉动词"见"在先秦时期语义稳定且义项丰富,并衍生出了助动词、指代性副词的用法。对先秦文献中动词、助动词、副词"见"的语义语法分析,可以对其语法化的路径进行拟测。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及其影响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生成于丰富复杂的历史语境。延安文艺整风后,抗战文艺集结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政治＂旗帜下表现出强烈的战时功利主义色彩,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政治性＂、＂民间性＂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话语场,在对＂人民性＂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上,左翼文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     

“三”的词义及其中的文化内涵

“三”能作“终”、“极”解,是同古代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三”言“多”时,往往可直接释为“多”或“多次”等,言“少”时,需随文释义;“三”反映了古人“三位一体”的思维逻辑;“三”与“参”在古文献中常互通互训;“三”在古文献中有时同《易》学和五行说搭界。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从“为仁由己”到“良知见在”——兼论儒家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

孔子思想的终极指向是践仁以成圣,这一终极追求必然包括成圣之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途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功夫论。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来阐述本体依据和功夫路径之间体用一元的内在关系,由此展开,宋明理学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是对其继承和发展,而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范和大成,将体用一元推向了顶峰。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