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基的文学思想

刘基力主讽谕之说 ,提倡理、气并重 ,强调文学的时代风格 ,重视文学之于社会的能动作用。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对于扫荡元季文坛纤弱之风 ,为明初新一代文风之振起 ,在理论上起了骅骝开道之作用。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温丽悲远 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

在汉代文人诗坛上,始终没有站立起以五言诗作命世的一代大诗人。只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下层无名氏之作,为这个时代的文人五言诗赢得了莫大声誉。这些诗作的艺术成就,惊动过南朝诗评家钟嵘,被赞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即使有了盛唐之诗光焰万丈的辉耀,明清时代的诗论家一提到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伟大建党精神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发展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场域,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又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凝聚起的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经苦难辉煌的百年奋斗,其伟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断发展的鲜明例证,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发挥引领作用的必然结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时代任务,用马克思主义之“矢”瞄准新时代中国之“的”;要掌握历史主动紧跟时代步伐,在与时代同进步中汲取敢于胜利的磅礴力量;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时代课题,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历史伟业。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

六十年前,所谓清末民初时代,中国学术界曾有一度蔚然称盛的发展。这是由于诸朴学大师前后踵起,集乾、嘉、道、成、同、光二百年之潜研积蓄,成其所谓今古文、汉宋学、经学、史学、小学、甲骨学、金文、版本、碑铭、竹简、经卷之学,竞奇争妍,齐兴并举的盛     

王国维于近代学者文化性格之论析

当中国传统学术的行程来到清末民国初这一历史时空,王国维洞察到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已来临──近代学术的翩然降临!确切地说,从王国维当时视之,应是现代学术时代。在海宁王氏的论著中,他睿智地揭示了新的学术时代区别于以往传统学术历史的一系列特征:她已进入了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西学骎入之时代、中学走向世界之时代、学术“三无”之时代、最大发现之时代。面对发生急剧变革的学术时代,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     

海德格尔的诗性救赎及其理论局限性试析——兼谈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

在技术统治一切的贫困时代，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艺术和诗对存在的本真道，说来重建人类失去的精神家园，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指明一条返乡之途。诗性救赎为沉沦于技术时代之困境，渴望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类，构建起了一个心灵和精神的栖居地。然而，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救世策略，诗性救赎的审美鸟托邦性质和神秘主义色彩也显露无遗。社会历史性维度的缺失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注定了诗性语言难以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艺术和诗也无法真正担当救赎的时代重任。就其根本而言，只有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活动，始终才是人类通达诗意栖居之家园的切实可行之途径。     

辛亥革命前列强对湖北的渗透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德、日、美等国相继跻身湖北。这个深处堂奥、风气古朴的内地省分,一变而为“商贾幅辏,白暂人种联翩并集”的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锁国时代之楚”,变成“门户洞开之楚”,湖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列强对湖北大举渗透,造成中国腹地固有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分崩离析,起关键性作用的活动有如下几项。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21世纪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讨要点简介

21世纪中国哲学面对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总体现代化建设,应承担起对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和整个社会理性反思和理性重建之重任。中国哲学界近几年紧紧围绕21世纪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从绅士阶层到“绅商”集团——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力量

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华夷之辨”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的流转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     

还原郭沫若诗创作的本真起点

本文从创作心理角度重审了郭沫若的早期诗歌,认为死亡之思是其诗创作的原初驱力与本真起点。超越死亡的形上体验,使诗人的生命能量得以完全释放,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其诗思与表现形式因此呈现出"绝端"自由的品格。这种超越死亡的自由感,因暗合于五四时代诉求而被解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这种解读对诗人无疑起了极大的心理暗示与引导作用,使其不断地由个体存在之思转向对外在时代主题的思索与表现,由此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王船山哲学之时间观述论

在技术时代下,人与时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人面临着沦为时间之奴隶的危险。、明末大儒王船山,对时间有深入的思考。本文试从天道论与人道论两方面述论船山哲学之时间观,指出其“时间由气化而起”、循环不已、“备三际”、由“克念”把握时间、流通之时间等观点。而后通过比较哲学与文化的方法,归结出：儒家哲学对时间之重视（“时间人”）,而船山则予以明确的揭示与强调,有功于儒家哲学与文化之自觉。     

天籁与野草

鲁迅是不大喜欢庄子的,小说《起死》充分表达出了这一点,其中的冷嘲甚至带着些许轻蔑,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锥心之痛使然。其实,庄子同样处在一个有着锥心之痛的时代,所以庄子与鲁迅同样是以“冷”的面貌呈现给世人的,与他们的心灵是炽热的一样。庄子与鲁迅同样是不世出的人类精神的独行者,庄子心中的“天籁”与鲁迅心中的“野草”正一脉相承．塑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一个的独特纬度。     

提倡“学院派”

学院派在人类教育史与学术史上,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学术丰碑与思想权 威,成为熔铸时代、民族之魂与人文、科学理想乃至世界精神的“圣地”。尽管近20余年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蔚然 成风,然而,由于文化批判的滞后与传统之积重,直至今天,学院派阵容 欠整。提倡学院派,就是提倡为祖国、为民族、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提倡学者 的道德良知与人文操守,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     

王荆公张江陵合论

王荊公张江陵。皆中国近代之大政治家也。当国家晏安日久。暮气已深。朝野泄沓。上下媮惰。日甚一日。虽无敌国外患。终亦必亡。有政治家起而振作其精神。综核其名实。废者举之。弛者张之。庶可以奋兴于一时。然有行之而获效者。有行之而无功者。大抵因乎时代遭遇之殊。未可一概而论也。夫宋明两朝。至两神宗之时。国势积     

构筑当代中国文艺新境界的三重维度

文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筑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境界,应从构筑时代之境、美学之境、融涵之境多维向度上进行考量与推进。文艺与时代始终存在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时代内涵不仅渗透嵌入到文艺肌体的深处,而且深刻影响着文艺形式的演变,成为凝定历代文艺经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开掘时代之境,既要充分彰显时代精神与内涵,又要善于以艺术之柔性涵化主题意旨与哲理之思。时代之境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厚重的历史使命与宏大题旨,美学之境则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的艺术高度与哲思深度,是文艺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展现,也是文艺时代之境获得深厚底蕴与精神张力的重要基础。创造美学之境,既要尊重民族审美特质,又要善于以超越之意识突破传统束缚与成规羁绊。融涵之境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诉求与未来趋势,文艺的风格流派、趣尚演变由此呈现出更加复杂阔大、更易迭代等特点,各种审美趣尚的涵容互渗,以及科技与文艺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日益丰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形式。拓展融涵之境,既要积极运用科技手段,又要善于以文化之魂重塑美学遗产与艺术形态,同时还应有全球视野,才能创造面向世界的中国文艺。     

探寻流沙之西的老子

本文论述老子在流沙西的有关问题。说明老子、伊喜等到流沙之西,在容成子 “真圣人之治” 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正之邦”,即《庄子》中的“建德之邦”。这是引发后 人的“理想国”、“乌托邦” 之类的古典社会主义的存在,后来演化成适应时代潮流且富有 特色的国家──于阗国。老子和如来佛曾在此会见,对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极乐世 界” 的生活原型,乃古代和田的“建德之邦”,“阿弥陀佛” 乃和田老子的幻化。老子在和 田建立“邦之母” 后,可能西行“入大秦”──当时的波斯、雅典等地。     

远古聚落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

自仰韶时代中晚期起,中国远古聚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聚落的规模还是聚落的数量都有明显的扩展。与之同时,聚落之间以及聚落内部家族间的分化也急剧扩大,中心性聚落崛起,聚落内部的平等式格局也被打破,到距今4500年左右,也就是龙山时代到来之后,远古聚落逐渐被新兴的城邑和其周边郊野的村落所取代,新兴城乡二元结构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