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

葛洪(约283年——343年)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学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的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的用人思想;并对汉末魏晋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骈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在魏晋六朝呈现创作高潮的骈赋与骈文，有其光照文坛、不可磨灭的辉煌，可称为一代之文学。从两汉辞赋，而发展成为骈赋、骈文，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学形体的创造。骈赋始于陶渊明，之后，经鲍照、谢庄、江淹、孔稚、庾信等开拓发展，走向一个高峰。骈赋与骄文，同名为骈而又异名者，各有其特色。其特色之影响，几乎与中国古代散文相终始。骈赋、骈文的产生，有与辞赋自身演变的规律一脉相承的内在根据，也有时代的决定作用，同时代姐妹艺术的影响。还有一定时代审美意识的制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     

南朝骈文隶事及其深层文化意蕴

作为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重要特征,隶事与对偶、辞藻、声律、句式等共同成就了骈文的形式之美。南朝骈文隶事不仅数量多,而且方式也非常灵活。齐梁以前,隶事总数相对较少,技巧也较为粗浅。齐梁以后,隶事数量大增,技巧也由粗浅走向精湛。南朝骈文隶事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艺术表现力,又可装饰文章形式,增强审美性,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朝骈文隶事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动因,除尊经崇古的心态使然外,还受重形式的文学审美取向与重博学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     

论骈文的特征

骈文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几与文学发展始终;魏晋之后,赫然成为一大文体,与古文(散文)竞相雄长,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什,实为一宗优厚的文化遗产。诚然,骈文确有不少秕弊,特别是末流八股,流毒尤深。但骈文在中国文章史中的地位,不可一笔抹杀。对于这种特殊文体,有认真考察之必要。 骈文的主要特征是:谋求对偶,整炼句式,协和声韵,巧用典故,藻饰语言。现分述如后。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传统骈文体式对辽金道教文章创作的多元渗透

骈文的形式规范自形成后,对中国古代文章创作的渗透和影响无孔不入。在辽金道教文章创作中,这种渗透和影响呈现出多元化情形。一,骈文严格的词性对称、文字对偶特征在辽金道教文章创作中呈现松散自由、对偶弱化、流水对加强的趋势。二,辽金道教文章之骈体恪守平仄韵律成规,讲究平仄相对、声韵相协,尤其是颂赞、铭箴诸体,平仄齐整划一,调韵和谐优美,不在六朝骈文之下。三,辽金道教文章扩大了用典的文献来源,除传统经史子集外,还涉及道教原典、道教故实、神仙传说,形成了道教特色的用典风格。四,骈散结合的结构形式体现了散文观念与骈文观念的折衷调和,辽金道教文章普遍运用了三维结构形式:开篇为单加偶起首式;腹部骈体、首尾散体的散—骈—散结构式;末篇为骈加散结尾式。     

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述要

骈文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伴随中国历史近二千年,在古代文化史上曾占有重要的地位,诞生过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之一.建国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侵扰,骈文研究一直倍受冷落.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骈文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也出版了七部骈文作品选本,建国后共发表约60篇论文主要也是近十年来的成果.在这一种学术背景下,今年6月4日至7日桂林召开的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这次会议对有关骈文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关于骈文的文体性质.有的学者认为骈文不能构成文体,仅是写作技巧,大多数学者对此表示了异议,为骈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于散文与韵文间的一种文体.有的学者虽同意骈文是一种文体,但认为却是畸形的文体.对此许多学者不予同意,认为骈文的形成是中国古代言文分离的文化决定的,不能指为畸形文体.由于对骈文的界定有不同看法,所以出现了骈文包括骈赋和骈文不包赋两种     

从对偶范畴角度看骈文与欧阳修的散文创作

韵散对偶范畴制约着骈散对偶范畴。在此思维模式中考察骈文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之关系,能更为真切地了解欧阳修的文学造诣和宋代的古文运动的奥秘。骈文是散文的一个亚文类,在特定的环境下骈文能向散文回归。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努力,这一回归在宋代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从单篇文章的创作总量看,欧阳修的骈文远多于古文。欧阳修是伟大的解构主义者,他以长对仗句改造了骈文,将它发展为宋四六。欧阳修的古文乃以其骈文功夫锤炼而成就。骈文起源于两汉辞赋,欧阳修是散文赋的文类开创者,其赋作不多,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散文的辩证运动轨迹。     

略论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与同期西欧社会相泾渭的家产继承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反映。因而,对它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中国古代家产继承制的形式 中国古代家产继承制的基本原则是诸子继承。即诸子对家产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与西欧中世纪的长子继承制大不相同,它的形成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隋炀帝与茅山宗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所干涉。山中国古代政教关系有其特殊性,然而无论其特殊,就政治方面而言,则“统治者必须是争取政治支持的人,这是他与被统治者在社会意义上的根本区别”②;而宗教界的领袖及其相应的文化精英,“对于致力于使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及其象征保持一致性的执政精英来说,他们是重要的潜在盟友”③,由此,中国古代之政教“不能无所干涉”而必有其相须相资之关系史。隋炀帝杨广与道教茅山宗的关系,首先而且最终都是政治的,相互权力的让渡亦是以封建政治的纽结…     

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文体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散骈并用;二是诗文互渗。中国散文文体裂变的先兆发端于晚清域外游记,但过去的文学史家只关注重大的事件、外在的口号之于散文文体变革的意义,却忽视了可能引起文体裂变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混沌一片,因而是更曲折潜在的隐性因素。文章还考察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指出新文体散文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一方面,梁启超将我国杂文学传统的优势和缺点发挥到极致;另方面,他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大同社会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思想虽是鸟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

《周易》及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注重古义和今义。《周易》的古义近于阴阳家,而今义关注伦理道德。儒家和墨家的古义是指"礼",今义指"德义"。道家的古义指道,而今义强调效法自然。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大同古城自秦汉建立城邑,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其位置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动。现存的明代府城和北面的操场城,大部分城垣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真实显示出大同古城从秦汉县邑、北魏京师、辽金陪都、隋唐军镇到明清重镇的历史变迁。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