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韩流在中国的热与冷,无不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韩流文化要冲出亚洲,担当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角色,客观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韩流若要发展壮大、持久永续,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应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应借助和联合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力量。中韩之间应通过倡导良好的交流语境、进行良好的互访体验、创造良好的合作机会,建立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韩流”与“汉风”携手打造强势的东方文化,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从文化反思的视角看日本文化教育交流对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日本与中国儒家及西方文化教育的交流,走过了从吸收模仿、冲突对立到相互融合的过程,日本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从古代的"和魂汉才"到近代的"和魂洋才"的嬗变.日本民族较强的"文化反思"意识促进了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关注日本文化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教育交流的传承、多元、开放、自觉的发展趋势,促进未来世界和平发展,实现全球教育的和谐、差异与共生.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主要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侨华人文化并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内外交流过程中,华人社会文化经历了从古代影响主流文化的早夭到近代文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出现软实力的萌芽,再到当代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历程。     

通过“批判性东亚话语”展望“东亚自我认同”

"批判性东亚话语"是指"作为韩国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东亚论"以及可能与之相沟通的中国和日本的东亚话语。阻碍东亚自我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学现实,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民族主义和"霸道性大国主义"。实现东亚自我认同的出路在于,组建东亚的"我们意识","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跨越,把东亚设定为一种替代性的资源或媒介。     

“第十五届东亚实学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2019年12月21-23日,由日本东北大学日本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第十五届东亚实学国际论坛在日本仙台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本届论坛的主题"近代的失控与实心实学",就"近代化"及实学研究的相互理解与共同目标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探索了面向未来的东亚实学思想体系的构建之路。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从文化传统视角审视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之路是一个逐步褪去宗教圣衣又换上了世俗布衣的过程,在钢琴音乐的此番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实用理性"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将源自宗教语域的钢琴音乐从天国引向了现实具体的社会生活,进而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时至今日,实用理性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于这一思想根基,对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进行再审视,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朝鲜文学的近代化和西方文化

毋庸置疑，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日本的近代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忌讳谈这个问题。其实，日本的近代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不仅有我们要极力排斥、反对的东西，而且还有其他要借鉴、甚至是要学习的东西。在冷战结束，世界走向一体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那一段历史进行理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文化，扩大我们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朝鲜文学为中心，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重点考察日本文学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朝鲜文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接受日本的近代文学实现文学近代化的问题。柏信它对了解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视角——《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读后

《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一书提出要把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置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加以研究的新视角,从这一新的视角入手,该书对近代日本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论析,提出“融合与共生”是日本哲学的基本特征。该书进而从日本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视域论证此特征,提出构建和谐东亚、和谐世界的哲学基础是东方哲学家的共同课题。     

不同文化的非理性特征与国际文化交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明显的"误判",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和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以及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但从自我反思的角度看,国际文化交往中的中国式非理性言行也可能带有偏狭和狂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反思意识首先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其次,文化的自我反思以及反思成果的交流,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再次,通过自觉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都会出现行为模式不同的非理性狂热,谁都不可能单独地引领未来的世界文化主流,并且还需要相互制约和清除"可怕的错误"才能共同继续生存下去.     

比较视野下的鲁粤商人与近代东亚贸易圈

在近代东亚地区的俄罗斯、朝鲜和日本,鲁商和粤商是侨商中极为活跃的两大商帮。两大商帮的海外经营与华人的海外移民互为表里,在地缘、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其跨国商贸经营活动构筑起一南一北两大区域贸易网络。鲁粤商人在东亚三国商贸活动中的角色和功能有所不同,其经营方式既有若干共性,又因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资本和经验的积累,鲁粤商人在异国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实力,他们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商业网络,在若干商贸领域取得了优势,并对近代东亚贸易圈的构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研究现状与展望

20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其中既有东亚各国的国别文学,又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东亚文学交融,特别是“抗日”这一东亚文学的共同主题更加彰显了抗日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东亚各国的抗日叙事文献资料,通过东亚叙事的比较研究,阐明东亚抗日叙事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东亚人民正确认识东亚近现代史、弘扬东亚精神、强化东亚文化认同、构建当代东亚文化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依据。     

关于中日间的地方交流

冷战体系解体后,现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世界组合正在蕴酿,同时超越国家界限的交往在当今世界所起的作用也显得日益重要起来。面对这一现实,对于东亚相邻的两个“大国”——日本和中国来讲,通过两国间的地方交流来寻求、构筑下一个世纪的新的中日关系,将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论作为东亚文化资源的“春香”故事

《春香传》作为东亚三国文化交流的媒介,它的创作演变过程以及接受者的创造性改写,无不透露出接受者受环境、艺术形式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信息。中、日、韩三国通过排演春香、阐释春香,获得共同文化圈内的文化认同,在展现各自艺术特色和文化风俗的过程中,达到了对话、沟通和交流的目的,《春香传》也由此成为了东亚文化艺术中常演常新、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及中华文明蕴涵的全球治理智慧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这种交流,对推动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文明,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有助于联结中国文化与拉美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与经验。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南陈北李”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陈独秀属于近代中国第一代日本留学生,并通过1901年到1915年间先后四次的日本留学,完成了由"康党"到革命党的转变。陈独秀在回国后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还是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都与他的留学日本经历密切相关。李大钊从1913年到1916年间实际只有一个完整学年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涯,但却对他接受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此后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留学日本经历,可以说是"南陈北李"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乃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一个重要历史起点。从东亚近代历史相互关联与互动的视角来关注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提升。     

近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变迁

作为东亚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家庭,历来是世人瞩目、探究的焦点.日本进入近代产业社会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家庭制度发生了深刻的、渐进的变迁,它导致家庭形态、家庭功能乃至家庭关系的重组、演化与再建.家庭的存在价值从封建"家族制度"阴影笼罩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转向"经济合理主义"导向下夫妇协作的核心化集团,并正演绎为共同参与、个体共生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