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在政治思想史上,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第一位正式提出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学者,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学理论从事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却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论述中,在他对各种政体的原则特性、生存维系的方式、蜕变消亡的历程的探讨中都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对于现代统治秩序中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来说,至今仍有着不朽的价值与启示.     

浅谈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及其实施

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而不是单独的学科教育,它是一种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思想。高校素质教育既要有整体要求,又要有时代特征,要突出重点。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绝唱,虽然声势浩大,但却昙花一现.它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而是经过了中国社会的加工、改造,使之呈现出许多"中国特色",并被染上了鲜明的"修正"色彩,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体现了"组合型的模式",即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     

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道德性——兼谈道家思想本身并不是美学

儒家思想主要是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仁和礼。仁是礼的内在自觉性,因而仁统一于礼。道家思想也主要是道德思想,其中的哲学本体论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哲学认识论。道家思想本身不是美学,它的道德修养态度并不是真正的审美态度。不过,后来的某些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将道家思想转化成了一种美学。传入中国的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禅宗,被道德化了,从而失去了基本的宗教超越性,也成了一种道德思想。三家道德思想的共同性在于修身养性,其结果都是修养主体自我性的消亡。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三个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工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社会支持基础变迁的情况下,强化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系统的思想工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强化"经济绩效合法性",但"经济绩效合法性"不是真正的合法性,只是合法性的体现形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个关键,因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继承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传统的合法性资源,又适应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立足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谈当代中学语文教师的几种教育观

在教育改革中,教育观念是改革的先导,教师是教育观念向教育实践转换的主体。目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教育观念还普遍陈旧、落后,它严重阻碍着语文素质教育的进程。因此,中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探索、更新的不是什么方法,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建设一支具有终身受教观、创新教育观、主体教育观的语文师资队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保证。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学术界采用的解释学范式在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理论脉络和时代特征之间,内在关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捍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形而上学特征。唯有突破解释学范式的狭隘视角,从整体性范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体系和微观机制进行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工作规范、顺利开展。     

"合法性"问题再认识

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是特定历史和语境的产物,却演变为普世性标准,"合法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流行中的"合法性"掩蔽了国家的实然与应然状态,忽略了实现合法性政治的合法化过程,并将很多与合法性无关的政治问题归结为合法性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需要在认识论上重新审视有关概念.     

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探析

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者政治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执政党通过合法性资源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执政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巩固、开发和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合法性资源内在特点和演变特征,遵循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

政治合法性作为实质性争议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同研究者关于政治合法性本质特征的各种理解存在某种基本共识,但在这些观点和理论之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较大的分歧。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使政治合法性分析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分析模式结合,不仅可以揭示合法性评价活动的双重观念向度,还可以从历史进程分析的角度考察合法性评价客体的权威内涵及制度层次。在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并为更好地理解政治合法性的丰富内涵提供必要的条件。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执政合法性建设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任何一个政党为了维护他的执政地位都要不断建构他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执政、服务,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和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构是统一的。通过对大众进行社会分层的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采用更具可行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策略。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