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时中《小山乐府跋》探考

元代是散曲创作繁荣的时代。元代立国时间仅有九十多年,而留存下来的散曲作品却有四千三百余首。作家有名可录者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数量虽然不能与唐诗、宋诗相比,但也蔚然可观。尤其是元代散曲开拓了中国古代韵文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更是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元代文学史料的缺乏,客观上给元代散曲研究造成了不少实际困难,成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中国文论史上,诗论多而曲论少。近期重新发见并且引起人们重视的刘时中《小山乐府跋》,作为当时曲坛作家对当时散曲创作的评论,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元代曲论提供了全新的史料。本文对这篇跋文略     

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

元代散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真正美学意义上的返朴归真。散曲创作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 ,并且以俗朴、直露之笔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俗文学。散曲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以灵活自由的创作表现了元人的新的追求     

论元代文人的雅俗双栖创作

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丈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之影响论略

“五更体”民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渊源甚久,它不仅广受普通百姓喜爱而得以广泛传唱,同时还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散曲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上,还表现在散曲所使用的曲牌上.民歌与文人散曲之间不同形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对于激活散曲独有之文体特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元代神仙道化剧对唐传奇的改编

唐传奇一些作品作为素材,散落在元杂剧里,经元杂剧作家的改编,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元人对唐传奇的改编,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研究这种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元代神仙道化题材相对于爱情婚姻题材或历史轶事等题材,更能体现出与传统儒学精神完全不同的文化气质,它深深打上了元代社会与时代的烙印.文章首先对比改编之作,找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从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等方面来看;其次分析改编差异,结合元代社会背景和元代文人心态的变化进行分析,探究改编之作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论少数民族散曲家薛昂夫

(一) 薛昂夫是元代颇负盛名的少数民族诗人、散曲家;是元代倾洒心血浇灌散曲这株奇葩的200多个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据孙楷第先生在《元曲家考略续编说》的考证及罗忼烈《两小山斋论文集》的记载,薜     

散曲审美特征论

散曲审美特征论张晓军散曲，萌于宋，成于金，盛于元，延续不绝于明清。散曲继诗、词之后异军突起，与诗、词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在元代，使诗、词退避三舍，严然占据诗坛的主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楚辞、汉赋、六代姘话、唐诗、宋词平分秋色，赢得了＂一代之文...     

论元代闺情散曲的审美特征

元代闺情散曲有一个最突出的带本质性的特点是“以情为主”、“肆意畅情”。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闺情散曲选择了迥异于闺情雅词的率直的艺术表现方法,来抒发民间“愚夫愚妇”的至真之情,从而表现出“自然真率”的审美特征。这也正是元散曲的基本美学特征。它的形成,与元代的世运民俗有关,也与文学本身的继承有关。本文将在与闺情雅词的比较中讨论这些问题,以期有助于我们对词曲同体异质的美学风貌作进一步的把握。     

马致远散曲的庄学色彩

马致远崇尚庄子 ,其散曲的愤世精神、悲世之心及遁世情怀带有浓厚的庄学色彩 ,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二者又表现出某种差异。马致远散曲的庄学化 ,既是元代社会政治的产物 ,也离不开其自身的思想经历 ,同时它与全真教的盛行密切相关。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爱情与哲理交融的模糊空间——古代诗歌散论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爱情诗占据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情诗数量位居第一,“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序》)汉代乐府民歌中,情诗又有佳作,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如江南水乡的《采莲曲》、《子夜歌》、《折杨柳歌辞》等,给诗坛带来清新活泼的气息;唐代情诗呈现空前的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下反映爱情生活的佳作;宋代诗人以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的词体,抒写爱情歌辞;元代诗歌中爱情内容被新兴的文学体裁“散曲”所承载;明代以后,爱情题材又活跃盛行在民间的“山歌”之中。总之,在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展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说睢景臣《高祖还乡》

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以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元散曲中“套数”的形式加工制作的。翻制历史题材或传闻,是我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创作途径之一。作者以历史上的记载或传说为根据,以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为基础,或取其一点,发挥成篇;或重新制作,尽翻旧案;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夺古人之钴矛,刺现实之革盾;或发历史之陈迹,申一我之主见,等等。借古讽今,远譬近指,赋予事件和人     

全真教与元散曲讽世精神的淡化

元代兴盛的全真教，对文学尤其是散曲影响巨大。在思想上，它削弱了散曲的讽世精神，将特定与现实的批判泛化为一般与空洞的感叹，将不满情绪升华为宗教认识，从而在失意者与统治者之间制造了缓冲地带。     

巡游泰山地府题材小说流变与冥界观的演进

巡游泰山地府题材是古代小说中极富想象力的部分,也是反映冥界观念的重要资料.此类小说叙写凡人巡游泰山的经历,为中国文学输入新的内容,开创了穿越空间小说之先例;作品精心描述作为死后世界的泰山空间,丰富了古代的地下空间意识.此类小说发轫于魏晋,随着冥界观的成熟转型,在唐代得到全新演绎,焕发出新的活力.它的形成与演变折射了冥界观念的发展历程,有助于考察古代小说题材和探讨冥界观念的转变.     

白朴散曲的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

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大都兼擅散曲.白朴即是一例.关于他的散曲的艺术成就.有些论者甚至认为高于其杂剧.例如,梁乙真指出:白朴的散曲“颇俊逸有神,而小令尤为清秀.当我们读他的剧曲时,每为他华美婉妍的辞句所感动,但一读到他的散曲,则知其中更包含着豪放、俊爽、秀美诸点,其成就却高出其剧曲之上.”(《元明散曲小史》第一章)蒋伯潜也认为“白朴的散曲较其剧曲更佳”(《词曲》第五章).这些看法或许是仅就曲词而言,有取其一点之病,但白朴散曲的确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却是不争的事实.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问题略陈管见.     

短暂而绚丽的元代湖南诗文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兴盛,给元代文学带来新异的色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诗歌和散文在元代,特别是在地处南方腹地的湖南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宋代的湖南诗文存在学者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湖南发达的书院教育分不开。元代也同样如此。由于政府的提倡,湖南的书院教育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湖南产生了冯子振、欧阳玄、陈泰、李祁和胡天游等学者型的诗文作家,其盛况较之整个北、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世之雄”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