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

为了使我国四化建设奋斗目标早日实现,我们应不断加强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考察是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马克思从微观经济角度考察了价值规律,分析了单个商品价值的形成,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炼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新释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什么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     

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经济效益

<正>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经济范畴,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作过大量的和多方面的论述。他从不同的角度赋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多重涵义。就价值决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决定单位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社会总劳动中按一定比例用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价值决定问题却作了某种程度狭隘的理解,似乎商品价值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价值决定的全部涵义。回顾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管理上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问題,究     

价值究竟由哪些劳动部分构成

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问题是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具体应该包括哪些? 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辞典在谈到商品价值量时,往往把价值量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参见《政治经济     

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争论的评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在社会需求异常的情况下,商品价值量是由在最劣或最优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是否存在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长达60年的经久不息的论争。实际上,所谓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的是正常情况下的价值量决定,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的是异常情况下的价值量决定,马克思只有一种价值决定理论并且两种情况的分析逻辑一致。本文以此为基础对论争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对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演绎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将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上的一致性造成不良影响。     

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决定问题

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但马克思讲过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第二种是社会分配到各种产品的总量上的劳动时间。这是从马克思的下面这句话引伸出来的:“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     

商品价值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商品的价值由什么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问题上,目前学术界有如下几种不同意见: 1.商品的价值是由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层含义的再探讨

近几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义的再次讨论,涉及到两个内容:一是马克思是否作过两种含义的划分;二是两种含义的关系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决定。对此谈点个人的粗浅见解。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存在两层含义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划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两种划分。”我认为,我们现在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应该立     

是实现论,不是决定论

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在当前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下面我们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经济理论界的同志们。一、争论的两种不同观点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分别作了不同的表述。在第一卷中作的表述是:“社     

劳动范畴序列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构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使用的各种劳动范畴多达数十个。从劳动的最一般规定出发,马克思给劳动以质的层层限定,由此形成一个劳动范畴序列。这一范畴序列与《资本论》的逻辑: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相对应,构建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构。 抽象劳动与《资本论》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逻辑的起点与劳动范畴质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定是同一的。《资本论》逻辑的起点,也就是各种劳动范畴序列的起点.     

对《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的一点商榷

韦奇、时珍两同志在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中,提出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社会总劳动时间依据社会对各种产品在数量上的确定需要按比例分割于各部门的劳动)也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他们指出:“如果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没有决定作用,不论社会总劳动怎样在各部门分割都与价值决定无关,那就至少从价值这个角度否定了有按社会确定的需要适当分割社会总劳动的必要”。我认为韦奇、时珍两同志的观点是混淆了价值运动中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这样两个不同的过程,否认了价值实现在商品价值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价值量的也只能是生产中直接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价值的形成只能是生产领域的事,和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试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义认识分歧的主观原因

对待《资本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导致《资本论》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方法。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义分歧和争论长期无法解决的主观原因。     

对商业劳动的再认识——对政治经济学教材“商业资本”中有关问题的质疑

商业职工的劳动和产业工人的劳动一样, 都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他们的劳动共同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也共同创造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职工的劳动是商品的必需劳动, 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商业职工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并实现商品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应是由生产和流通某种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马克思的值价形成与转形理论的再研究

马克思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问世以来,国外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特别是价值转形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在国内,从50年代中期魏埙等学者首次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之后,经济学界对价值究竟由哪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论战。时至今日,尚未提出一种令人信服并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观点。之所以分歧越来越大,争论越来越     

《资本论》中的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研究

《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同时也包含着政治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政治学研究的三大环节是阶级论、国家论和国际政治论。阶级论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国家论是政治学的核心,国际政治论则是将国家论延伸为对世界体系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资本论》中有关政治学三大环节的研究作一概要的介绍。(一) 《资本论》中的政治学,是以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平等关系为入门钥匙的。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资本论》第1卷,第103页。以下引该书只注卷、页)。这是因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生产者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有的同志重新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一是指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一是指社会总劳动中按一定比例用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以下均同。)并认为单位商品和该种商品的价值量应当分别由第一和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有同志主张:是“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共同对价值量的决定发生作用,或者说,是它们二者的统一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我谈几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商品供求关系能否影响商品价值量

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涨跌有直接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商品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否也有影响呢?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大家知道,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决定的,所以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劳动是由劳动时间测量的。测量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或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炼程     

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吗?——与韦奇、时珍二同志商榷

发表在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的韦奇、时珍二同志的文章《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这个问题。他们说,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决定部门商品的价值总量,而且也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从而断言商品价值是由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决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很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韦奇、时珍二同志商讨。     

论“社会必要劳动”尺度的形成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运用

一、研究价值不等于研究社会必要劳动 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和价格时,是以劳动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这个理论史实,已经无可置疑地镌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巨著中。可是近些年来,在我国好多有关价值、价格的专门论著中,却都是以价值作为其研究的起点,很少以劳动乃至社会必要劳动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甚至在一些有关《价格学     

“物以稀为贵”新释

通常情况下,当人们讲商品的价值时,总是指的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来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竟争的商品.这类商品的价值显然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但是对于象古书、古画、雕象等稀有商品的价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文章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同一部门内部生产同种商品的必要劳动;二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根据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要,把社会总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部门的必要劳动.对于稀有商品价值的决定,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两种含义,特别是第二种含义.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找到稀有商品的价格千百倍地高于它自身价值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