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 ,“五四”作家理想主义的乐观转瞬即逝。他们从对人生的失望坠入悲观乃至绝望 ,这种情绪影响了他们对自我人生的把握。在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反复思考中 ,“五四”作家毅然打破了“苟活”的古训 ,大大加重了生死天平上个人自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分量 ,表现出“五四”作家对个人价值特别的珍视。     

“小人物”的悲歌——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与高晓声创作的交融

关注“小人物”,写尽他们悲惨无告的生存状态是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和高晓声共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仅塑迪出多样的“小人物”形象,写出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沉潜滞淀的国民劣根性。显现了二者创作意识的惊人相通及作家理性的审思,使作品得以提升。但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个人审美理想的差异,又使二人的创作呈现不同的风格。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忧患:《天棚趣话录》精神意向阐释

在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格局中河南作家多少显得有点特立独行.当一些人忙着追求现代意识、文化意识、荒诞意识和魔幻意识的时候,河南作家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冷淡。没有谁树什么旗帜也没有谁提什么口号,他们各自选取一块生活默默地下着笨功夫。他们似乎缺乏“湘军”、“晋军”和山东作家们的“文化意识”、“黄土意识”、“道德意识”等明确的共同的精神意向,有人用四个字形容河南文坛情状:散兵游勇,然而近两年来,我们却从河南作家的作     

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在“五四”新文化大背景下 ,白马湖作家群聚集在白马湖畔 ,他们中有很多作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但他们没有响亮的口号 ,也没有鲜明的旗帜 ,他们创作的作品冲淡平和 ,有着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成就卓著的作家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缺乏对这些作家的个案研究 ,却忽略了对他们进行群体性的研究。本文从“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轨迹这一角度 ,对白马湖作家群作了探索性研究。     

行走于边缘的欲望化叙事——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评析

“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明显疏离了前几代作家们所习惯关心的话题,而显示出较为独特的文学追求。他们更关注对“当下现实”的书写,其创作很少有宏大的主题,更多的是对生活表象的个人化体验和书写,他们以“边缘化”的立场和“非代言人”的角色书写个人的感觉经验和隐秘的内心世界,是面向自身个体生命的欲望式倾诉。     

回归传统精神与恪守人格理想的生命悲歌——“文革”期间作家自杀现象的文化思考

作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构成了“文革”期间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历史地看 ,自杀一是因“活不下去”而以非常方式获得生存痛苦的解脱 ,一是以“不活下去”为最后手段来维护自身神圣的精神价值观念。“文革”期间作家的自杀 ,一方面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将他们置于“活不下去”的境遇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为恪守人格理想而对传统精神的自觉回归。他们的自杀无疑是对丧失理性的社会的一种强烈抗议 ,但较之屈原的沉江自殉 ,却又少了几分壮烈而多了几分悲哀。然而 ,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 ,这种选择却构成了中国作家良知未泯的确证。     

从新生代创作看台湾文学的发展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和“吴浊流文学奖”是两个重要的文学奖。前者一九八四年度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是许芗君和侯桢;后者一九八五年度小说正奖和佳作奖分别为吴锦发和林双不、郑俊清所得。他们都是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年轻作者。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当代的台湾文坛,青年作家相当活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台湾文界称他们为“新生代”作家。     

看轻你自己

一位年轻作家初到纽约,马克·吐温请他吃饭,陪客有30多人,都是本地的达官显宦。临入席时,那位作家越想越害怕,浑身都发起抖来。“你哪里不舒服吗?”马克·吐温问。“我怕得要死,”那位年轻作家说,“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请我发言,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想起可能要在他们面前出丑,我就心神不宁。”“呵呵,你不用害怕,我只想告诉你,他们可能要请你讲话,但任何人都不指望你有什么惊人言论。”     

少儿散文创作的兰个层次

在少儿散文创作中,作家应有明确的读者意识,理解读者对象的复杂性,明确“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读者的身心的差异性,以他们的审美接受能力和作家的主体创作能力为出发点,创作出针对这三个层次读者不同审美需要的少儿散文。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论情感特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作用

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是多方面的,对“自我”的观察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观察“自我”的情感。纵观中外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他们通过对“自我”情感的观察,都深刻地认识了情感的特征,充分明了了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在     

京派的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

<正>“京派”之称是一种沿用。1927年前后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但仍有一批已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杨振声、俞干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继续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形成一个作家群落。当时也有称之为“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它是当时“左联”(含“北平左联”)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没有正式结社,主要由几所大学的师生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形成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旨趣。他们出版的《络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以致形成京派雏形。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可     

论哈代和福克纳小说的乡土意识

哈代和福克纳都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巨匠,他们饱蘸着一腔热情,建构了“威塞克斯小说”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作家所处的年代里,他们的家乡正经历着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乡土文化正承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这使作家陷入了文化和生存的困境之中,他们祈盼着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回归,在作品中渗透着浓重的乡土意识。     

析“战壕真实派”笔下的战争题材作品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苏联军事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即所谓战争题材文学的“第二浪潮”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全景文学”的兴起。70年代中期,苏联的战争题材作品出现了新趋向,有了新发展。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等是当代苏联军事文学中风靡一时的“战壕真实派”作家,他们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被称为“前线一代”或“尉官作家”。邦达列夫曾经说过:“有这样一些作家,他     

漫谈茅盾小说的语言风格

我们说某一作家的作品“典雅、俊逸”或是“朴质、清淡”等等,很大程度是指他们的语言风格而言。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语言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郭沫若豪情奔放,他的语言“热情似火刀;鲁迅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语言“冷峻似铁”,但这是他们风格的主要方面。语言大师具有几副笔墨,方能胜任对大千世界的描绘。所以郭沫若还有冷峻深沉的一面,鲁迅也有热情喷发的一面。茅盾,作为一位“语言大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历代对他的论述多,而且争议也较大。在“四人邦”横行的年代里,他们以所谓儒法斗争划线,居然把陶渊明排斥在古代的伟大作家行列之外。现在“四人邦”被打倒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又提起陶渊明的名字。本文从陶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想像

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与“鬼”相关的民俗文化的展现,从“鬼”俗民情的直接抒写到国民劣根性的隐喻批判再到“人变鬼”“鬼变人”的两极想像,不同文学时期的现代作家们显示了“鬼”文学写作特殊而鲜活的形态。他们从一种“别样”的文学视角,更深入地揭发和披露了民众的世俗欲望、精神痛苦。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

20年代“革命文学”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描写 ,但由于革命作家自身实践经验的限制 ,他们对工农的描写大都还停留于主观的浮面 ,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与此相应 ,革命作家虚拟的大众读者也悄然被实际的读者———知识青年所代替。在知识分子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中 ,工农形象遭到了彻底“误读” ,由故事的主角而沦为符号 ,默默地成为他者     

评苏修反动诗人叶夫图申科

自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之后,有一批自称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产儿”的所谓“第四代作家”涌进了苏修文坛。他们与那些老牌修正主义作家,在斯大林时期受过批判的作家,以及二十大后蜕化变质的作家,汇成一股黑浪逆流。而在这股逆流中,习“第四代作家”的头面人物叶夫图申科,堪谓名噪一时。美国《星期六评论》周刊称他是“苏联创作中的异教徒”。法国《快报》赞他是“苏联代表着前途的新一代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