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试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内部的矛盾——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党独立自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要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些外在因素也是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在客观上决定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具体时间。     

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在华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提供了舆论支持和组织准备,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其间他们也出现了许多失误。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诞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试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识

自20世纪以来,各界学者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不胜枚举,从研究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再到今日颇具热点的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研究脉络逐渐清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变得更加成熟,而共产国际研究更是如此。由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对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都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我国共产党建立而言。在共产国际成立一百年、我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再次探讨共产国际存在的这二十几年里对我国革命发展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国际共运史资料,还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探索在21世纪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这都带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     

论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中的错误,是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极力扶持国民党“左派”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导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其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通过国民政府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导致陈独秀不敢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其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忽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导致陈独秀忽视对国民革命军的争取,忽视发展工农武装。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从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到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1919年3月关于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辩论

1919年3月初,52名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举行国际会议.由于德国共产党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3月1日的预备会议和3月2日的正式会议先后两次把会议定名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而非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列宁认为成立第三国际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引导会议展开有关成立共产国际问题的辩论,最终以表决的方法通过了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提案,使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最终转变为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辩论的实质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道路和方法的两种方针的较量和斗争.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交流和交锋,使大会最后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和明确方向,从而为共产国际成立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本文阐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国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历史过程,论述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作用,并对中国最早建立的红色政权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与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国共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国际策划的,并在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在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首先从思想上统一全党认识,继而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并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下艰难地维护着国共合作。陈独秀为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负的历史责任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但是 ,承担责任和应负历史责任是有区别的。共产国际是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 ,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不可分 ,因而 ,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承担历史责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键性起义之一,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在南昌起义的开始到结束都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联共、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并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建设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就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论毛泽东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经验有: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坚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具体地分析共产国际的指示,吸取合理的要素,摒弃错误的成分;争取共产国际理解与支持,同时支持帮助共产国际;维护团结,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     

和刻明本《增订王昌龄诗集》平质

日本京都大学现藏和刻明万历间许自昌校《王昌龄诗集》本,是以现存明本为底本,以《唐诗品汇》等明本参校,并予以辑补部分佚诗而成。数量上多于明当代本,而体例又迥异于《全唐诗》王昌龄集。从版本学上来看,此本可以作为通行明本向《全唐诗》本的过渡本。     

"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

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并随后论及"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却未将其列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视角理解"意识"和"语言",则应将其提升到构成历史要素的行列之中。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着眼于由人类所造成的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新启蒙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特别要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要求人们对"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反躬自省,以谦逊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亲近大地,关爱众生。     

陈寅恪的“旧巢痕”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至痛至哀之文 ,而陈寅恪寄寓其中的历史之感与家国之情均由“旧巢痕”而起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创作“心理原型”。因而 ,对此“旧巢痕”意象加以详细审视和追究 ,似可找到陈氏之诗的根源所在。陈氏之“旧巢痕”一语 ,大致有远、近二源。其远源始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 ,其近源则见诸乃父散原先生 190 1年所作《书感》一诗。而其深层含义 ,则宜解读为那个直接生产了中国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之彻底崩溃。     

《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论文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孙子兵法》英译研究概况,试图描绘主要译本在不同时期的传播规律,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比较、描摹《孙子兵法》在异质文化的运行轨迹与反拨情况,认为迄今为止因少有学者追踪该典籍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影响,所以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研究的不平衡与中外文化交流“逆差”的局面;论文还就英译本的整合、典籍英译与文化输出等问题对其未来传播研究作一些展望.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神话的启蒙与启蒙的神话——关于一部"哲学断片"的若干断想

正式出版于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是在1944年油印本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作改动的地方不仅是书名及文题,也体现在对文字的润色和内容的调整上。这些变动反映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意疏离以及由意识形态批判向总体性"终极揭露"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启蒙辩证法》中,法西斯主义的"事实神话"是研究的起点,而叙述的起点则是"启蒙",同时,为了阐明启蒙的衰退,作者又回溯到历史上的神话。所以,《启蒙辩证法》不仅存在着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而且存在着现实神话与历史神话的纠缠。《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关于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名及其表现方式,但是,"启蒙辩证法"却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根本不同。启蒙理性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态度更戏剧化地表现在他们对康德道德学说所作的萨德化理解上。因此,《启蒙辩证法》不仅是后黑格尔主义的,也是后康德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