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论述了《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独特性,恰在它超越了"谴责小说"的概念所包含的一般主题和叙事方式.并指出曾朴的《孽海花》,在历史小说的意识和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规范,代表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雏形.     

近代大众传媒视阈下的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阈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

自鲁迅将《老残游记》纳入谴责小说后,便经代代承传,如今已成常识。本文论证,鲁迅在具体的论述中其实并不能按自己的一般论式将谴责小说概念推广到《老残游记》,反而对之作了与贬义性的谴责小说概念相反的赞誉性肯定,落入自相矛盾。这是因为《老残游记》并不是鲁迅所定义的那种谴责小说。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历史定位与新时期转向: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综述

晚清谴责小说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相关的研究经历了最初的小说史定位阶段、后来的文学史评价阶段,发展到今天的学术史回顾与反省、具体作家作品深入研究阶段,在研究向度和方法论上产生了具备当代特质的成果,呈现出多样化、求新、求变的特质,也逐渐在摆脱评价研究的旧套路,更多地将眼光放在作品本身之上.其发展变化的历程也成为近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缩影.但与此同时,不论是否以“谴责小说”命名之,此类小说在文学史脉络中的重新定位,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交叉路口的嬗变与发生,都还需要学者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把握.     

晚清谴责小说闹剧色彩刍议

一、谴责小说:涵盖晚清小说之大宗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晚清小说是个重要的阶段。所谓晚清是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伟大的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这一时期的小说丰富多采,繁盛可观。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说:“晚清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当时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这是就晚清小说的数量而言。就其内容来看,有封建主义小说,如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有改良主义小说,主要是谴责小说;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小说,如陈天华等人的小说。晚清小说的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状、民众生活、民族斗争、维新立宪、华工生活、妇女解放、官场生活、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等等。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之潮起潮落--以《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为线索

<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这一曲折过程,说明梁启超以政治家为班底、以"发表区区政见"为目的的办刊方针难以持久,由于种种原因只好转向吴趼人以谴责、讽喻社会为主的办刊方略上去.以<新小说>为"标高",中国又竞相出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等刊物,构成了中国小说期刊第一波多彩而繁荣的景观.     

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文学现象在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性;而就文学创作本身来分析,在作品内容、写作手法、作家身份和写作目的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晚清谴责小说讽刺语体及其文化精神分析

晚清谴责小说以极富于情感宣泄的戏谑式调侃语言为主要批判语体.逗笑贬损、滑稽夸饰以及插科打诨是这种语体的主要形态.这种语体显示出晚清小说作家独特的写作价值立场和文化认知,同时急切激进的批判宣泄使得谴责小说语言批判中的价值错位问题也非常明显.     

通过“任性假设”解读柔石小说名作中的“人”

柔石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误读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写作."柔石小说中的人性化近年已得到更多的关注.柔石作品中的情节留下了供读者任凭性情作各种假设和想象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种假设更有利于读者在不同于原文的情节设想中感受和解读柔石小说中的人性内涵.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书写记忆中的故土女性——从《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

严歌苓写了一系列描写记乙中故土女性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在这三部作品中,她塑造了三个身份不同,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即王葡萄、田苏菲、朱小环。从大时代背景下描写小人物的生存轨迹,她们性格率真与生命顽韧,在动荡年代不向命运屈服;在遥远的历史背景、扭曲的生存环境中展现美好人性。     

“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比较研究

“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几乎同时诞生的文学样式之间十分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艺术特征反映了文学发展与社会演变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反映了现代主义作家对新的审美领域的成功开拓.     

从恶魔到天使——论靳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靳以早期爱情题材小说,以对负心女性的谴责为主旨．不仅为其整个创作奠定了极端情绪化的风格,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恶魔般的女性形象,在其小说中一直挥之不去,靳以也曾赋予女性一种全新的面貌,即以忧国忧民、鼓动宣传为使命的纯洁少女形象。《前夕》中还出现了静宜这样自愿放弃个人幸福、甘为家庭奉献的人物．既是作家的自我影像．也是坚守个体岗位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缩影。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于中外交汇、古今争斗的背景之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及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转化的过程。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