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     

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城市空巢老人所占比重日趋增大。本文采用自编一般社会学量表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与分析,拟探讨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空巢老人。子女生活满意度、经济状况、子女探望频率和子女数是影响城市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师范生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方法:运用EIS情绪智力量表和Camphell等人编制的幸福指数量表对廊坊师范学院的200名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结论:(1)目前师范生总体情绪智力和主观幸福感相对于总分都处于中上等水平。(2)师范生的情绪智力总分和自我情绪管理在年级和性别上有差异,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其他三个因子上无性别年级和生源地的差异。(3)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和生活满意度在性别有显著差异,主观幸福感总分和总体情感指数在年级有显著差异,而在生源地上都无显著差异。(4)师范生情绪智力总分及情绪智力的四个因子与均主观幸福感总分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正相关;总体情感指数除了与情绪利用无相关外,与其他因子均有显著。     

合肥市民幸福感调查

结果显示,受访市民普遍认为"家庭关系"和"社会治安"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进一步解决社会问题、营造和谐社会,不仅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提升合肥市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你幸福吗?"被频频提及。今年下半年以来,先后有三份有关城市幸福感的排行榜发布。幸福感这一主观色彩浓厚的指标正在成为城市竞赛中的重要比较级。     

试论有效提升基层工商执法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主观幸福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评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一种综合性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的心理和谐程度,因此主观幸福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心理指标.基层工商执法人员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线队伍,肩负着所在辖区市场秩序维护和行政监管的重任.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其工作的效能.因此,加强对基层工商执法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村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和分析——以武夷山景区为例

幸福感是衡量人类生存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本课题选取福建武夷山景区为例,以随机抽样调查对村民的主观幸福感展开实证研究,通过调查村民主观幸福感,分析和探究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和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提供有力支撑。     

浅谈如何提升农村小学生的"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世界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然而作为农村小学,学生受生活条件的限制,要谈幸福的话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还有点为时尚早,但作为农村小学,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幸福瓶颈",让学生真正地在校园中感受到幸福,成为一名幸福的小学生.     

基于幸福软实力概念的领导力提升研究

人才的主观幸福感对人才绩效的发挥和整体组织目标的实现起积极促进作用,但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人才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水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具体体现为人才的职场工作倦怠问题突出、人才发展的职业通道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宽、领导者简单粗暴的领导方式需要改进、人才自身的心理调节能力需要加强。为提升人才幸福感,应构建适合本组织的人才幸福软实力模型,树立人才幸福标杆;构建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为提高人才的幸福感奠定基础;完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进而构建多样化发展通道;着力提升领导者的"隐性领导力",向"人"和"事"双中心并举转型;及时破解人才面临的心理健康难题,提高人才的工作幸福指数;帮助人才完善自身人格,平衡生活和工作,提升幸福体验。     

消费者幸福感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对主观幸福感和消费者幸福的研究,然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主观幸福感和消费者幸福未来的研究方向,为我国消费者幸福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借鉴。     

不丹模式与幸福总值

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4万7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万。这个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的蕞尔小国,因其所倡导的“不丹模式”,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     

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

<正>一、问题的提出幸福是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实现目标和理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某种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的肯定性评价(李志,2000)。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指标。有学者研究表明,工作幸福感和职业满意度越高,员工的离职率就越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活质量和状态如何,并直接影响其工     

要让人民充满幸福

1.近年来,一个词语在我国的媒体传播中和实际生活中多了起来,叫做“幸福指数”。事情的起始,大概是在1970年的不丹王国。这个国家的旺楚克国王提出了一个“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也翻译成“全国快乐指数”,包括四个要素: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2004年还在这个国家开了一次关于建立世界“幸福指数”的国际会议。     

国民幸福指数: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

随着各地新一轮社会发展规划的相继出台,一个新名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这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将人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标准,从而把工作重心逐渐从经济发展回归并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上来,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走进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中。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幸福感”很难统一量化,人们对于幸福指数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因此,如何理解幸福指数,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升幸福指数,让国民幸福指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真正发挥其效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什么是国民幸福指数…     

官员的幸福指数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感觉是什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幸福感，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觉，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甚至每个时间对它的理解都不同。对于残疾人来讲，幸福就是健康；对于贫苦之人来讲，幸福就是衣食无忧；对于失学儿童来讲，幸福就是重返校园；对于父母来讲。幸福就是子女幸福……那么，对于政府官员来讲，幸福是什么？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哪些？幸福的感觉来自哪些方面？幸福指数有多高？……     

各级政府要在提高民众幸福指数中奋发有为

当今不少国家,诸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把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事实上,一个国家各级政府的作为直接关系着人们幸福指数的高低。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已成为各级政府的神圣使命。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性发展的关系研究

选取300名全日制本科生,采用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水平评定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修订版(GWB)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性发展的现状,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性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性发展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际关系相关研究

本研究以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情感量表》（PANAS)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作为测量工具,以山西高校的260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际关系进行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并提出建议以便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结论为：1.在待人接物的困扰方面,独生子女的困扰更多;2.男性在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更大;3.在人际关系中,大学生交谈困扰、交际与交友困扰两个维度可以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制度评价、持股水平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

本文就制度评价、持股水平对民营企业家幸福感的影响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对其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评价越高,其幸福感就越强。但是,这种正面作用的程度在具有不同幸福感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家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幸福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作用相对较弱;在痛苦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作用明显更强。可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政策含义不仅仅是在于"锦上添花"(提高幸福组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于"雪中送炭"(更加明显地降低和缓解痛苦组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水平)。就全部样本来看,持股水平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在幸福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痛苦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可见,持股水平会明显地加大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波动程度。此外,我们还发现:(1)行业发展前景、规模、盈利状况、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负债水平、多元化计划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则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前述因素对幸福感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幸福组和痛苦组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透过具公信力的国际调查机构的国家数据的分析,找出世界各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与其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整体模式明显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生活的质量.其中,数字机会指针、电子化社会准备度与IDC信息社会指针3个信息社会指针与人类发展指针高度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各自达到0.93、0.84与0.89.可以推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针受到信息社会程度的影响.然而再进一步看这3个信息社会指针与快乐程度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强,各自的相关系数为0.46、0.64与0.61.同样地,这3个信息社会指针与主观幸福感也差不多在同一水平,各自的相关系数为0.52、0.62与0.57.这说明人类的快乐与幸福的主观认知,不全然建立在有形的信息建设上面.信息技术是生活质量中快乐与主观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使用信息技术来增加人类的自我价值观的议题,在最后的结论有详细讨论.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本文利用2010~2014年期间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对改善民生在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人群分布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2)2010年的省级民生指数表明,居民的民生主观满意度与民生发展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民生改善对民生主观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3)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在2011~2014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和城乡比较来看,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4)个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人群差异,这既体现在高学历背景、城市居民和中青年年龄组个体由于对公共服务有较高期望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外地户籍以及职业类型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5)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国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优先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才可能使中国人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降低在"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发生"伊斯特林悖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