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藏医学的发展

清代西藏藏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在这两个阶段,藏医学无论在藏医典籍的著述刊行、藏医学教育、藏医药物学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清代喀尔喀九白年贡仪制

喀尔喀左右翼在顺治八年(1651年)第一次遣台吉到北京进贡白驼一匹、白马八匹,确立了九白年贡关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之后,喀尔喀部归顺清朝。清廷允许政教大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车臣汗每年冬季遣使进京年贡九白,以尽臣子职责,并未编入蒙古王公年班或喇嘛年班,既尊重他们在喀尔喀部的传统地位,又有强化管理之意。清廷在贡道、贡品、筵宴、朝礼、赏赐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清代三岩及其相关事件

三岩藏族生活在藏东金沙江两岸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位于川藏交通要道附近,由于各种原因使其具有独特的传统习俗.清代多次发生与三岩相关的历史事件,惊动朝野.为了确保川藏交通线的畅通,维护社会稳定,清中央政府、西藏噶厦政府多次进兵三岩,但未能取得应有效果.民主改革后,三岩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接受教育、转变观念、追求文明,人民安居乐业.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清代西藏的历史及其特点述要

清代,西藏地方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政体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在清中央政府多层面的管理下,西藏地方各个时期的政教建制和沿革等方面都突出了清代的变化和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总揽此段历史,认识其特点,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及社会的深入研究均具意义.     

清代西藏驻军的建立与沿革

西藏自元朝纳入祖国的版图以来,各朝各代治藏政策均不相同。在元明清三朝的治藏政策中,清朝的治藏政策呈现出制度化、法律化、正规化的特点。在清朝诸多治藏政策中,长期驻军西藏,以资弹压,进行有效管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界对西藏驻军的建立与发展涉足研究得很少,近几年虽有所涉及,但是也侧重的是西征方面,对驻军进行系统研究的却很少,本文拟对清代西藏驻军这段历史进行一次深入地探讨。     

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

文章以清代藏汉文献以及入藏人员的记载为基础,分服饰(贵族服饰和官员服饰、平民服饰以及僧装)、饮食(日常饮食、宴会饮食)、居住(贵族居室、农民居室、牧民居室)和出行(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4部分叙述清代西藏的物质生活。     

清代西藏地方的瓦合山神崇拜考述

瓦合山神是清代中期以后西藏地方藏汉人民信奉的神灵。这一山神崇拜因初次发生并定型于类乌齐县的瓦合山而得名。瓦合山神崇拜在清代中期后逐渐成为民间信仰。本文在古代典籍及最近发现的清碑拓本的基础上,结合时人包括法国神父的记载,对瓦合山神崇拜的产生背景、原型、传播沿革及衰落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研究历史上西藏的瓦合山神崇拜,有助于理解一个民间信仰如何在佛教影响巨大的西藏生根并获得较快的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的作用。     

论清代三姓地区的满族

依据史料对清代三姓地区满族的族源、构成及汉族的构成进行充分的论证,对三姓地区的满族由盛到衰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探讨.     

清代对西藏的军事管理与支出

清朝自雍正年间开始在藏驻军 ,驻军费用全由中央财政拨付。康熙至乾隆年间 ,还曾在西藏五次大规模用兵。由于西藏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 ,驻军和用兵所用经费数额巨大 ,对清中央财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从军费开支的角度 ,可见清朝在西藏用兵的艰难和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经营西藏、维护统一、捍卫边疆的决心。     

清代西藏阿里的域界与城邑

阿里在自然地理上具有极难探测的地理学知识,在清代由于阿里处于西藏的西部边缘地区,相关信息相当贫乏,不过阿里地区的自然地理知识相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并非空白.阿里三围在藏族历史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地理单元,它的产生和变迁与西藏政治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阿里三围在阿里王系诸政权崩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清代中期最终定型.以四宗六本驻地为中心,清代的阿里三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城邑,这些城邑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同时,一些因为自然条件上的便利逐渐发展成为季节性商业中心.     

清代吐鲁番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本文考察了清代吐鲁番的三种经济形态:即屯田经济、封建农奴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了清朝的民族政策和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清代金瓶掣签立法新论

宗教行为是信仰者宗教观念、宗教体验的重要外部表现.宗教立法的调整范围应以宗教行为的社会公共性为依据.“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信仰活动中的重要宗教行为之一,对清代中国蒙藏地区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清代金瓶掣签立法遵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宗教立法规律,注重宗教立法的方式和技术,以及立法沟通和宣传工作,以护法降神问题为切入点,较为合理地确立了宗教立法的边界.     

清代藏族农业经济初探

清代藏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农耕技术水平、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和土地垦殖扩张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大发展,这既是藏族民众长期劳作的结果,也与藏汉民众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藏族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清朝民族政策解读

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康熙皇帝是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清王朝在内外蒙实行支持黄教、满蒙联姻、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实行支持喇嘛教,册封达赖、班禅,派遣驻藏大臣等政策;在新疆设置伯克城主,派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政策;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置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很好地解决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建立了一个长达近300年之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

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是以伊斯兰教门宦制的出现和出身于河州的西北回族军事首领的兴起为标志的。伊斯兰教门宦制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河州是由于特有的政治、地缘文化、经济等因素为河州回族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宽松环境。众多回族首领之所以出自河州,除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大起义的大气候外,以河州新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兴起为标志的河州回族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则是河州回族军事首领得以产生的社会根源。河州军事首领的出现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回族的愿望,也是清政府的期盼。     

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

鉴于目前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忽视对档案,特别是清代档案使用的倾向,本文以大量实例论述了清代档案在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清代档案不仅能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能提供大量为其他文献所未载的珍贵史料,充分利用清代档案,会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并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认识.同时指出,利用清代档案,也要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并对档案的真实性进行鉴别.     

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述略

清朝在西南设有土司的省分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同时给予了政策上的优惠.表现在:童试中,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给予特殊照顾,并保证他们的入学名额不被挤占.乡试中,给予土司应试资格,并从“鼓舞宜亟”的宗旨出发,分配云南、贵州、广西等“小省”的乡试中额,为改土归流后的某些地区专门设有录取名额.会试,则采取分省取士的方式,确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每科都有录取的进士,达到“广收人才”的目的.清政府的这一做法,对发展土司地区的教育,进而促进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草原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之演变——论康熙朝清廷与蒙古各部之关系

康熙朝的蒙古政策是在继承清初历任政权统治政策的传统基础上的大胆创新。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面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下各民族的融合,以此来为统一而非一统的国家提供坚强的统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康熙朝的统治从历史观上讲,推动了各蒙古文明的进程。法律的强化、文化的推广、科举制的实行、农耕的引入、政权参与的扩大等方面的努力促进蒙古各部从单一的游牧式牧业文明向游牧、农耕混合型文明的转化,并使之取得了很大的经济与文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