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登载了张家哲同志《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一文。对范文程的评价不单是评价范文程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明清之际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涉及到民族关系和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值得探讨。兹对张文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范文程进入后金社会 张文认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后,便频繁地向其他民族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萨尔浒战役后努尔哈赤进行的战争,很明显已越     

也谈“联系”——与冉昌光同志商榷

冉昌光同志在《论联系》(《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学说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在什么是“联系”,“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等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联系”? 冉文说,“‘联系’所反映的是各种事物、现象、过程以及每一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指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互作用”。我认为,冉文把联系归结为相互作用是不妥的。第一、恩格斯不是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使用“联系”这一哲学概念的。他在《自然辩证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恩格斯“怀疑”过量变质变规律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在今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庞长富同志认为,“恩格斯对于把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规律,甚至仅仅作为化学上的规律,也是有些保留甚至怀疑的。”作者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要确定一条规律是否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要看这条规律是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否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我们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样,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恩格斯一贯地、多次反复地肯定了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并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五年前后约有十二年的时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写出了两篇有关量变质变规律的经典性的论文和许多札记、片断。从这些论文、札记和片断中,可以看出:第一,这条规律是在当时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中着重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革命     

也谈徽墨奇葩“胡开文”——与紫玉同志商榷

《科苑》杂志1983年第一期,发表了紫玉同志的《徽墨奇葩“胡开文”》(访微墨胡开文第七代传人胡连生)。其中涉及到的关于胡开文墨生产的若干史实,并非信史,我觉得有必要与紫玉同志商稚,并以此就教于对微墨特别是胡开文墨有研究的同志们。一、胡连生是否属于胡开文嫡系第七代     

也谈“意境”范畴的属性——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尽管人们用意境作为美之代称评价各类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但用意境揭示艺术美的本质向来就不属纯艺术欣赏范畴。然而王昌猷同志在《认识意境、创造意境》和《再谈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两文中却将意境仅仅归结为艺术欣赏范畴,并反对人们从创作角度、从艺术形象来源和构成角度谈意境。王文从维护传统完善传统角度把意境界说为“意境就是沟通文艺家及其作品与欣赏者及其感受之间的桥梁”,即“意境美实际上是作品中的形象美在欣赏者头脑中的反映”,认为意境虽与艺术形象有关但更有区别,以此反对所谓以严羽、王士桢为代表的“意境与艺术形象无关”论和以王国维、李泽厚为代表的“意境就是艺术形象”论,而认为以钟嵘“滋味”说为起点的着眼于艺术欣赏范畴的意境论,才是值得尊重的传统。这是值得商榷的。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

“月亮问题”是量子力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涉及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哲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给人以教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提出来讨论。     

也谈“倭患”问题——与陈抗生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发表了《嘉靖“倭患”探实》一文。主要论点是:“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还认为: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戚继光、俞大猷等在抗倭斗争中立下殊勋的人物,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朱厚熜的爪牙”庵致鄣?我们无法苟同,觉得     

也谈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与李怀君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发表了李怀君同志的《辩证法的‘实质’问题探讨》一文,读了很受启发。李怀君同志赞同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我也赞同。但李文把辩证法的“实质”只归结为关于联系的学说,值得商榷。我认为,所谓“实质”,就是本质、特点、特征。“联系”是辩证法的实质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特征。事物的矛盾规律以及对     

也谈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兼与丁冰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刊登了丁冰教授的文章,题为《“非国有化”改革观试析》(以下简称“丁文”).“丁文”对中国的“非国有化”持批评态度,笔者对其中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下面就“非国有化”谈谈自己的看法.     

也谈“大团圆”--与郝亦民同志商榷

读毕郝亦民《“大团圆”新论》一文(《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受益之余也想提出几点难解之疑,以便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一、“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吗?郝文认为“大团圆心理恰恰表明了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并借赵树理之语和盘托出了“外国人不懂团圆”,“团圆是中国的规律”这一观     

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兼与辛向阳同志商榷

当前,继续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弄清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读了《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上刊登的辛向阳同志《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及其基本特征》一文,颇受教益,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也谈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与匡萃坚同志商榷

<正> 《新华文摘》1981年第8期刊登了匡萃坚同志写的《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一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一个“鼓动性的政治口号”,是一个“三言两语”的“内容贫乏的理论”,“它没有被证实”,“是一种失误”;它本身的“缺陷”,使它“没有能划清极左派和马克思派的界线”,它“很快就被马克思抛弃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作者否定“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其     

也谈货币流通规律——与李柱锡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刊登了李柱锡的《重新理解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一文(下称李文).该文对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的一些理解,有待进一步讨论。     

相对真理也是客观真理——与陈中立同志商榷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一样都是客观真理。但是,陈中立同志在《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发表的《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因素》一文中,却把真理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所谓的“完全正确”,“不包含错误”的绝对真理和“不完全正确”,“包含错误”的相对真理,又用这种理论直接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包含着错误因素”。我认为,这个结论,一方面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完全割裂;另一方面又把相对真理和错误因素混同起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也谈社会心理——与王桂娥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王桂娥同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范畴》一文(《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颇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这一基础理论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兴趣。现就王文论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谈点不同的认识,和王桂娥同志商榷,并求教于哲学界同仁。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社会心理作专门的论述吗? 王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的论述,甚至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心理’一词。……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社会心理范畴,……引进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压根儿没有论述“社会心理”,我认为,这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一步探讨。     

也谈“客观性”范畴最基本的含义——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王永昌同志的文章《“客观性”范畴初探》(见《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对“客观性”范畴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些探讨。王文在对“客观性”范畴作了一番分析后提出:“‘客观性’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某物不依赖于另一物的一种属性和意义,即某物具有不依赖于另一物而存在的一种‘两物’相互关系中所显示、体现和表露出来的特性。”并且认为这是“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述”而得出的     

也论认识的本质——与马俊峰同志商榷

“凡立言,先定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本质概念的明确性释义,是无歧义地译解认识本质的先决性前提;满足本质的第一要义(事物内部诸要素的恒定联系)和第二要义(某物籍以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是认识本质界说成立、必真的充要条件。这是马俊峰同志《本质的认识和认识的本质》一文(载《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马文”),给笔者的两点启示。但马文将物质和认识对置,把物质理解成认识的他物,进而解证出所谓认识区别于物质的特质——“反映”,起点尚嫌太低,立论似嫌单薄,论证有些牵强,笔者提出如下意见求教于马俊峰同志及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