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化力：基于高校软实力构筑的文化思考

运用文化学和高等教育理论，就时代的文化战略特征和中共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以及大学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中的责任与地位进行分析，抽绎出了一个大学学术文化力的全新概念和命题，提出，高校作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应根据自身特点科学地制定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与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西方主题的中国语境化、文学批评的自我封闭以及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有关。"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它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它淡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观念,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文化研究"也还存在着如何转化、如何批判和如何深入的问题。     

儒学知识化与现代学术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批判现代儒学知识化的趋势。不少人强调:传统儒学是一套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它是一套整体的学问,无法被纳入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他们忧虑:在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中,传统儒学会被割裂,因而丧失其主体性与生命力。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之争论中,也不时冒出这类的声音。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点。因为传统学术的专业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如西方神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开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学术体制而知识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为这可以开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     

《西游记》研究与中国现代学术开端

"五四"之际,中国学术突发质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西游记》研究与"新红学"一样,在这一学术现代化流向中并处于突出地位,并以自身特殊的学术范式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只视"红学"为现代学术的开端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考察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原生态"面貌,对于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学术开端"这一命题,具有积极、有益的启迪。     

走向一流大学的基础——重建现代学术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之保障,是我们创建一流大学最深刻的基础.现代大学制度包括两方面的根本内容:一是大学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结构,其基本要素是办学的自主性、合理高效的校内组织架构和科学、公正、透明的办事规则与程序;二是大学的学术制度,其核心要素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它既是法律制度的实现,更是大学内部开展学术活动的基本原则,也是处理大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尺度,因而作为大学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基础,与创建一流大学有着更深刻直接的联系.重建现代大学学术制度,是现有的研究型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深刻基础.从目前的实际境况和可运作的策略考虑,大学的管理者和教授们共同努力,从多方面克服和改变学术活动、学术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是重建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一条现实而可行的途径.而在大学自身使命和功利追求之间采取正确的态度,则是实现这种重建的认识前提.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语言文化研究中各流派纷争的原因分析

通过分类阐述现代西方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思潮和流派及其发展脉络,发现就科学和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流派大致可划分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等三种主要思潮。分析各流派之间的纷争原因,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各学派的本质和未来发展方向。     

现代大学的学术责任--读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札记

与人们对大学学术自由问题的关注和热中程度相比,目前学术界有关大学学术责任的研究是相对贫乏的。但什么是大学的学术责任,大学应当承担何种学术责任,以及大学、大学教师应当如何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又是目前必须引起重视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目前大学学术功能的退化和学术不检行为的增多,大学要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就必须在确立学术为本信念,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整饬学术道德,完善学术管理制度上有所作为。     

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问题的反思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问题上,而这与文化研究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紧密相连。试图以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来批判、抵抗,乃至颠覆现行学科体制的做法,既缺乏对问题的具体认识,也并不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通过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期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在体制中生存,在体制内安身并不影响文化研究保持其独立性和批判性品格。如何去“做”文化研究,而不是纠缠于文化研究是否需要学科化建制,是发展文化研究的根本出路。     

文化研究与新的文化现实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一个无法忽视的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流行文化的“全球化”,还是中国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种种根源于民族文化背景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站在文化的高度上来诠释和探索。全球化与民族化、城市化和乡村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这之间的交融和碰撞及其产生的变异和衍生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