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孚语的词源结构看道孚藏族的思维方式

道孚语作为道孚藏族思维的媒介,其语言结构类型上的特点必然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的特征具有某种关联。一方面,它是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特征的体现,受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的制约;另一方面又构成思维框架,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因此,从道孚语的词源结构来分析研究道孚藏族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深层意识,掌握道孚语语言使用群体的语言思维的特点以及语言思维发展的基础。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微时代微电影微文化

微时代的到来与微电影的勃兴互为表里。微时代的崭新媒介技术和手段,把我们认识的世界和对世界的认识过程变得和从前很不一样,为我们提供一种身体甚至心智之外的"精神"现实。媒介技术不仅成为我们了解和再现社会及其文化的一种工具,也成为一个切入点。在这个时代中应运而生的微电影在表达方面有着自身的特征,那就是:短(碎片叙事)、平(浅表达)、快(敏锐的即兴创作)。这既是微电影的艺术特征,亦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微电影以浓缩的"精微"突破了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和固定观看模式,以一种新的步态走入我们生活的各种时间形态中,这使电影艺术走下原先高高在上的纯粹的审美神坛,走出影院,以平常的姿态走进了赛博空间,走进大众之间,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也使社会文化的转型在这里写下了重彩的一笔。     

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及其阐释路径

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学术界基于社会状况、媒介特征和文本内容等阐释途径,建构了现代性、后现代和数字现代主义三种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现代性文化逻辑是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现实状况决定的,但网络文学中明显可见其阅读的后现代性;网络媒介带来了读写的后现代文化逻辑,却遭受到现代性立场的批判;数字现代主义将网络媒介与网络文学区隔,主张文本内容及其主题的新现代性,陷入媒介文艺学的内在矛盾中;它们存在着文学内容和主题的困境、媒介作为中介的片面性以及语言文本的过分重视等不足。要把握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必须回到后现代的原初含义,认清其是建立在可操作、多元呈现和融合生成的界面上,且在读者、阅读文本和审美效果等方面具有“虚拟后现代”特性。新媒介文学阅读体现出阅读文化的范式转型和阐释学意义。     

论当代文化的媒介化趋势

大众媒介作为一个社会辐射力最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推动力，而且，大众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特征。同时，大众媒介经文化传播的积淀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并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对大众媒介与文化的互动过程适当引导，以促进大众媒介与文化的良性发展。     

裂变与重建：大众媒介语境下的文学场研究

在大众媒介的强势渗透下,文学场的自主性原则遭到沉重打击,文学场的裂变难以避免,重建媒介时代的文学场,应该将文学场视为一个以媒介为中心的开放场域。媒介时代的文学研究需要突破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封闭的文学理论开放,加强对大众媒介语境下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利用媒介,利用文学,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质量,这正是重建媒介时代文学场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社交媒体时代的部落化传播

麦克卢汉曾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会使整个人类社会进入"重新部落化"的时代。随着传播媒介的演变,人们逐渐生活在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媒介生态中,这种新型电子生态是一种部落生态,它将人类组织结构划分为一个个部落单元。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其背后支撑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再定义更是加速了部落化社群的出现与维持,这种打破时空的媒介文化削弱了地缘社会身份的限制,成为打造新的文化价值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但正是这种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特征,使得人的视野不断窄化,全球社会的分裂更加明显与剧烈,这种由于部落化传播造成的现象,其实是对"重新部落化"的一种异化。     

心理流程中的世界--论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意识流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出现在西方19世纪末期,而意识流文学作为一种思潮一经形成便波及了许多国家.本文从"意识流文学的理论基础"、"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轨迹"以及"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主题规律"这三方面阐述了东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同时也阐述了文学研究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     

怎么HAPPY怎么来:流行歌曲中的娱乐主题--中国流行歌曲主题研究之一

"娱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一大主题,其内涵主要有"纵情享乐"和"追求快乐"两种情感模式."娱乐主题"的生成既有文体动因及文学动因,但更重要的则是文化动因--即流行歌曲总体上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使然.这一主题,固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行歌曲内质上的"价值失范"和审美上的"重心失控"之弊端,我们当辩证看待才是.     

论文学语言的媒介性

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相比有它的特殊性:语言是一种文化,文学语言作为媒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语言还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它与现实世界相分离,有利于文学深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语言也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共同媒介,这既使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又促使作家采用某些艺术手段使文学语言在用法上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最终文学语言将传达的内容寓于自身之中,因而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短信文学的生存伦理与发展动力

作为一种新兴文学样式的短信文学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有它生存的文化、社会、时代气候,短信文学才得以萌生,也正是有各种商业力量合营提供的肥沃土壤,短信文学才得以发展.这一进程进一步验证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也从侧面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东西文化的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症候的变化.作为各种商业力量的合力产物,提醒我们还要重视文学发展与商业、与市场的关系,任何鄙视文学商业市场的行为,最终将扼杀文学的活力.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解释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骈文文体语言结构的语言文化心理探讨

骈文在南北朝时凝结为一个美文学的象征,其文体语言结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规范的仪式,也是一种情感的艺术形式,表征着汉字的"意"化特征和骈文"文"的属性以及中国文化精神,有其形式的自足和完满。这种文体语言结构同时受时代精神、时代情绪、社会审美风尚、诗性高涨的影响,从而凝结为一种士人文化精神的符号,使骈文逐渐走上诗化、非功利化和程式化,导致骈文不仅有一种不断追求语言新形式的动力,同时为其自我否定创造了条件。     

“世界文学”的历史解读

"世界文学"是一个形成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概念.它表征为一种民族文学间的精神分工、世界化功能、交流互换等的关系运动,并受到民族文学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的制约.它的性质依各民族文学的动机与方式不同而不同,其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比较文学研究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操作原则.     

阿来的空间化写作

20世纪末期,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使诸学科呈现交叉互渗的态势,人类生存对地理环境天然的依存关系,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也为文学与地理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新文化地理学"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域的多维存在,重视对地方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脉的研究,把地点感的研究转向"地点身份"的研究,注重空间景观的符号学意义和象征学意义.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下,阿来的文学创作具有典型的空间化写作特征,他将地理、空间、文化与文学相结合,通过对嘉绒藏区民族文化空间背景、空间记忆及其文化表征的描述,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空间化写作构成阿来文学文本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文本自身的异质性,也给读者阅读和阐释民族文学提供了多重思考空间.     

彰显与遮蔽的二重变奏——手机文学的文化生态问题刍议

通过对手机文学的传播、文本、接受之完整过程进行文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手机文学的根本性征为:它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媒介化,具有民间文化的鲜明特征,同时由于媒介化而又成为文化工业或曰大众文化;其文本亦具有民间性和商业性的二重性质;其接受的娱乐性和宣泄性及社会情绪试纸性同样具有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性格.而其零准入或低准入、无版权和可改写性等特征,则特别地突出了其民间性和商业性两方面的正负面价值.因此,手机文学既是对民间文化的彰显,又是对民间文化的遮蔽,其在日益繁盛的发展过程中,大众文化性越来越凶猛地吞噬着它的民间文化性,这就突显了当代文化生态的严峻局面:1990年代以来的我国大众文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吞噬了精英文化,而且也正在吞噬着民间文化.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培育"恶搞"文化的媒介之境

"恶搞"文化的流行,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大众媒介的发展为"恶搞"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市场需求,但同时媒介市场化也为"恶搞"文化的未来抹上了一层阴影.文章主要从媒介文化的角度研究"恶搞"文化繁荣的媒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