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必然引发全球社会风险,必须对现代性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结构源于内源性的感性秩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表现和特征说明我国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对风险的制度选择必须注意协调理性化设计与基层民众的深层感性意识的融合.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     

消费行为研究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扩展社会学消费行为研究的传统界限

经济学依据＂经济人＂的基本理论假设,将消费行为看作是理性最大化的行为,并建立了各种抽象的理论模型,但在面对消费生活的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时明显缺乏解释力。社会学在消费行为的理性化反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遵循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路径,注重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忽视了消费行为的选择性和主动性。感性选择是在感性意识支配下的选择行为。在研究消费行为时引入感性选择范式,既有利于弥补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化缺陷,又有助于社会学深入开展消费问题的微观研究,弥补社会、文化等宏观范式在消费者主体性和选择性上解释力不足的缺陷。     

《利维坦》的博弈论解读

本文从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的角度重新回顾了《利维坦》,其中对于人的天性、人的行为等方面的描述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对于社会选择的价值目标,除了和平与自保,还有正义、公平等;霍布斯在自然律中总结归纳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规则;在此基础上,他选择君主专制制度,与制度的发展趋向不符。     

国际政治中制度化动力的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制度化是制度的动态发展,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参与和遵守制度规范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是制度化动力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为什么参与制度化进程。制度化动力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重因素,两种动力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高级制度化形式下,制度化动力能够实现转变,以理性选择为起点,制度化进程吸收社会性因素,转化为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理性和社会性因素有机结合在国家问社会化进程之中,将制度化从工具性制度化推向建构性制度化,对国家产生根本性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在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根基的国度里,中国的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会经历一个感性选择的环节,尽管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领域中理性选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广泛发生的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特点,也应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基于市场交易的信用内生机制

信用不仅属于道德范畴,而且属于经济范畴.信用可以内生于市场交易,是经济主体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和效率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作为经济范畴的理性选择结果的信用,也将升华为道德范畴的自觉行为.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将信用内化为人们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这样才能最终建立稳定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纠纷的解决为中心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公权侵害私权引发的社会矛盾、私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权保障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领域,社会重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并举,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制度性摩擦初现端倪,包容性体制尚未建立,法治中国理念的引领功能被提到突出位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尚未出现理性自觉的选择谱系。在多元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案中,不同制度的效力范围与位阶尚未厘清,制度选择出现了功能错位现象。审判制度的权威被制度化消解、合意制度被泛化使用、信访制度出现自反性困境,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选择引发了次生社会矛盾,亟须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制度场转变中的感性选择

下岗不离厂是国有企业为了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这种变通形式是计划经济制度场和市场经济制度场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观点去分析和评价这种现象,而应看到它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感性选择。虽然这种感性选择不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有存在的真实根据。只有从日常生活出发,才能认识到感性选择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为非理性的选择。     

制度变迁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博弈理论,阐明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经由有限理性个体的选择行为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的机理,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制度环境中个体行为的规则遵循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的多向性(或多重均衡性),以及秩序对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儒教的和平主义

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的和平主义特征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儒教对秩序的关注入手，试图分析儒教如何阻碍了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善，又如何作为非正式制度维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兼论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并反思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最后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分别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及社会理性四个角度对影响农民工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是农民工参与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的收入状况、生活水平、家庭支出状况、需要供养人数等因素对他们的制度选择意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而农民工的职业身份、社会交往状况、住房状况等社会理性也对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自由何以可能？——马尔库塞新感性观述评

启蒙理性在张扬人的主体性、倡导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逐渐演变为技术（工具）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奴役人的手段。启蒙精神非但没有兑现＂促进人的自由,实现人类解放＂的承诺,反而成为了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在工业社会压抑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感性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幸福与自由出现了分裂。马尔库塞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重建人的感性、恢复人的本能、实现人的解放的新感性观。新感性观肯定和恢复了感性的地位,表达了对人类摆脱异化现状、实现自由解放的关切,从现实的感性存在突显人的本质,提出了感性的重建和引向感性革命,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审美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与超越

为了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并与经济学展开广泛对话,社会资本理论将其理论基础奠定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但是社会资本理论若仅仅强调理性选择将丧失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引入意识活动的分析有助于社会资本理论突破理性范式的局限而获得新的基点———丰富的感性与现实生活。     

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