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     

孔子与中国传统史学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他修《春秋》、编《尚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两件了不起的大事，通过这两件事以及孔子编次的其它经书，发表的其它史论，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孔子对我国传统史学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搜集和保存上古历史文献方面。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坛。笔者以为还是周予同的观点比较妥当：“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     

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

我们研究孔子,首先应该了解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 六经是孔子竭毕生之力学习先代历史文化,经选择整理并加进自己的见解而著成的。 六经原名六艺。六经之名是后起的。有人说:“圣人制作曰经。”有人说:“经是编丝缀属。”我看都不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说:“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大凡研究孔子思想的,总要涉及到“仁”的问题。因为“仁”是孔子经常提到的道德标准。《论语》里有五十八章谈仁,并且其他很多语义和思想都看出同“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仁”是孔子的思想最核心的问题,是他许多主张的出发点。这一个看法现在学术界一般是同意的。但“仁”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仁”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近人有关孔子的研究中,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把它看作是所谓“国民的属性”和“君子的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孔门先进弟子异同论——兼评《论语新探·先进异同考》

<正> 孔子之门,有同有异,论者古今不绝.近人赵纪彬在其《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第三版专列章节,分别以《先进异同考》和《后进异同考》为题,“考定孔门自始即有路线分歧与学派对立”. 孔门弟子有何异同?异同是如何表现的?同者为孔门增加了什么?异者在根本问题上是否与孔子形成对立?这里仅就《新探》所论“先进弟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做些具体分析. 一、关于子贡     

论《周易》的非宗教倾向

任继愈同志曾在《论儒教的形成》及《儒家与儒教》等论文中,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有发展为宗教的可能。从汉代以后,儒家就逐渐演变为宗教——儒教,而这一“宗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到了宋代理学,便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严密的宗教神学结构。按此说法,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自然也就属于一种宗教经典。此外,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曾说:“《系辞》的辩证法,不得不受它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这显然把《易大传》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希望古汉语学家起来参加孔子问题的讨论

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孔子问题的讨论,读了许多文章,受了很大教益;但还少见古汉语学者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是不是古汉语学对孔子问题的讨论插不进手或者说无能为力呢?不是的。举例来说,《论语》中“人”和“民”,的区     

试论孔子在中国档案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由史官保管,没有当过史官的孔子却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历代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其有形成果就是“六经”。“六经”大多为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六经”的成书过程就是孔子及其弟子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的过程。孔子对中国古代文书档案事业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1)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文书档案;(2)开创了利用文书档案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3)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档案资料的原则;(4)开辟了文书档案利用的新领域──使档案成为传道授业的工具。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     

“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王充论“美”

关于“美”这一概念,先秦诸子一般地都是与“善”这一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但也已经意识到二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如孔子就曾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可见在孔子看来,“尽美”的可以是“尽善”的,但并不一定都是“尽善”的,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说“美”应当是一个既与“善”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但是“美”究竟与“善”有何区别,孔子以及先秦时代的其他诸子都没有给以具体说明。这种情况,到了汉代也还是如此。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曾用虞舜、文武之事来说明孔子上述对于《韶》和《武》的“美”与“善”的看法,这意味着他同意孔子对于“美”与“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明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般地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