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美术的二分法

这里所讲的“二分法”，不是将民间美术一分为二，切成两块，而是有两种不同的分类法。一种是作为“美术学”的基础层次，所使用的是“民间美术一般分类”;另一种是作为“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民艺学”所使用的“民间美术应用分类”。两种分类法各有侧重，也各有特色。前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贸易经济类部分类目设置简析

本文以“F7贸易经济”为例，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F7贸易经济”类目中新增类名和类目注释的规范性和合理性；同时，针对“F76商品学”中的有关“兽用药品”和“保健品”类图书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类目设置问题，结合工作实例，按照图书分类学的有关规则对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作者的看法。     

浅谈图书馆的开架借阅

我国从周朝起就已经开始有彭书的地方．古代人藏书有“楼”、“堂”、“亭’”，诸如“天鹿阁”、””白虎观”等，占代私人出书“稳而不宣”、“秘而不宣”，思想保守，不通藏书，相互保密，重保存轻开放，成为封闭式的“书不出阁巧私人藏书楼。就连国家书也被皇帝视为“退朝以自娱”的私人财产。国家藏书的地方也被称作‘’秘府”、“丹府”等．自汉至清，我国有很多这种书的场所，专供高级官吏或仕大夫使用并有专人主管，称之为“史”。‘’图书馆”（L。b，a，g）从清光绪卅一年设立湖南公共图书馆之时才开始正式使用。190o年一位美国…     

试析“呆滞图书”原因

试析“呆滞图书”原因王岩所谓“呆滞图书”，是指图书馆藏书中那些长期滞留在书架上不被读者所使用的或流通率很低的图书。“呆滞图书”不仅占去图书馆许多宝贵的空间，造成经费和人力的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整个图书馆的藏书体系，给图书馆的流通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呆...     

初步批判皮高品的“四分法”

皮高品先生一贯主张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应该四分,这是针对我国几部新分类法用“五分法”做基本序列而言的。“四分法”的问题,在苏联有人提出过。傑斯林科在“论苏联图书分类法(?)案”(?)一文里,就详细谈过“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基本序列的四分问题。他们把它划分成四大部:     

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的商榷

解放前,皮高品先生花了八年时间编成“中国十进分类法”。(以下简称皮氏“十进法”)曾给我国图书馆界带来一些影响,直到以前不久,还有个别图书馆使用这部工具书,而没有采用新的分类法。解放后,皮高品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经常吹嘘这部分类法的“优点”,直到现在,他还说他的分类法有“进步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起过“一定的作用”,并说“当年出版时,我的朋友曾为我的生命担忧”,如此等     

古代私人藏书价值观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经历绵绵数千年，虽然累遇兵乱水火之难而不中绝。其中一些良好的藏书传统和道德风范值得今人借鉴。一、诵读之资学问之本藏书的价值是什么？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拉）可见，满足求知欲汲取知识是古代私人藏书的原动力。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苦于读书不便就要自我储存。苏武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见（苏东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当然，在利用藏书治…     

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

西汉末年，官府藏书已达13000多卷，光武帝以后，采取“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的图书搜集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官府藏书。于是，中央政府筹建了多处藏书处所，设立了专门的藏书管理机构和官员，对官府藏书进行校勘、编目、分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书管理制度，奠定了官府藏书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图书馆学的发展，确立了我国图书分类的基本体系，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研究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对于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

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王绍曾清代著名学者、“儒藏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周永年曾经说过：“书籍灿陈，且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善。”大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黄丕烈也说：“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藏书的目的在读书，读书要广见博闻，首先要藏书广见...     

海源阁藏书精品述略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我国晚清著名的私家 藏书楼，以藏书宏富而驰名中外。 在海源阁藏书中，杨氏视宋版“四经四史”为镇阁之宝，别辟书室以珍藏，额其室名为“四 经四史之斋”。本文对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做了详细介绍。     

先秦两汉时期私家藏书论析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时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先河。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以藏书助学术，以藏书经世道，以藏书长见识作为私藏的目的，即“藏以致用”。私家藏书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也成为各个时期国家藏书的重要源泉，是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发展的重要途径。     

书痴

吾友昆生，喜好藏书．几近成癖。他好藏书虽还没好到像“嗜书瘾君子”汤姆·罗勃那样，家中除了一张安乐椅外全是图书的程度．但用“积书盈屋，堆积如山”来形容他家的藏书之多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澹生堂藏书聚散考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钩稽，考述了明末浙江绍兴著名的藏书楼——澹生堂藏书的聚散始末，使我们在感慨古代藏书的“聚之艰，散之易”的同时，更为澹生堂主人为古代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而“苦苦以求”的执着所感动。     

浅谈通用复分表之表二、表三

本文分析了《中图法》四版通用复分表之表二、表三的使用规则，肯定了在使用表二、表三过程中，其注释３必须加“０”的观点；同时对表三注释４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只有当主类号未具有“中国”这一国家含义时，此注释成立，否则，则有违分类法的编制原则，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     

漫话藏书印

颤饣笙垂读书、爱书、藏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往今来,许多知名的藏书家对书籍有着独特的感情,并且喜欢在自己所珍藏的书籍上钤盖藏书印。在古代,文人学士很重视藏书印,尤其是明、清的藏书家,几乎有书即有印。论及藏书印种类,共分五类:一是用自己的名号或藏书处的名称。宋太祖有“秘阁图书”之印;苏东坡有“赵郡苏轼图籍”;毛泽东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二是藏书家说明其得书不易。于是印文常用成语:“子孙永保”、“子孙保之”。如清初浙西派的朱彝尊,他的藏书印曰:“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但有些藏书家认为使藏书永…     

浙江图书馆事业与人才培养

浙江图书馆事业与人才培养浙江图书馆事业与人才培养课题组浙江素称“文物之邦”，人才荟萃，群星灿烂；浙江的藏书素负盛名，饮誉海内，称雄天下。考察藏书富赡与人才辈出之间的联系，探究藏书建设在创造学术氛围、培养人才中所起的作用，探索浙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路向对...     

关于高校图书馆藏书布局问题的思考

关于高校图书馆藏书布局问题的思考梅国华，龙厚振，李若梅一、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布局方式分析我国高校图书馆藏书布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１．“三大块”①布局。即将藏书按阅览、外借、基本藏书（包括样本书库等）三大块进行划分和布局。这是我国传统的布局方式。２．“...     

论文体分类及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评说

朱广贤先生提出的“两门——八类——多体”的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是比较科学的文体分类法，理当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一分类法弘扬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于现当代文体研究的偏蔽无疑是个有力的冲击，亦可纠正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中文体分类的混乱状况，有利于现代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朱广贤先生有关“文学作品门”和“实用文章门”本质、特征的论断，别开生面，但有语焉不详之憾，有些论断也未必尽然，因此彰显其说之真、弥补其说之不足，使之臻于完善，实属必要。     

试评阮冈纳赞的“冒号分类法”

阮冈纳赞(1892—1972)是印度享有盛名的学者,他以其数学家特有的思维和素养,孜孜不倦地探索了图书馆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所著的《冒号分类法》是他直接运用其数学才华研究图书分类中标引符号的容纳性问题的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为英美的图书馆学家和文献工作者所重视。《冒号分类法》一书提出了分段标记法,只用冒号“:”作为分段符号。1939年出了第二版,采用“八分标记法”。1950年出了第三版,广泛使用了“焦点”、“面”、“相”这些概念。在这两版内,都仍沿用冒号作为号码分段符号。1952年出了第四版,提出了“五种基本范畴”,采用五种不同的分面符号,大大改变了冒号分类法的面貌。1957年出了第五版,这一版将分类表分为2卷。1960年,又将第五版中的第一卷修订出版,作为第六版。 《冒号分类法》的基本特征,是面的分析法和分面标记号。为了论证这个思想,阮冈纳赞发展了一整套新的分类理论,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这一切都是由于他试图解决图书分类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图书分类法怎样才能随着知识《学术、图书》的发展而发展。用分类法的术语来说,就是无限扩充性,也就是对于任何新发生的主题要能随时在分类体系中给予恰当的位置和恰当的类号。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