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 ,法律家和法学思考者们都应正视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和因变法而引起的制度文明模式的变迁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联系与中国历史内在性的源流关系。它提示我们 ,在面向未来为理想社会创设法制时 ,不能放弃对自己历史文化资源的解释权 ,而应以积极的姿态来挖掘、引导、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 ,构成不悖于世界共性的现代中国的特色部分。有鉴于此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 ,必须谨慎操作 ,做到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论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学习、借鉴和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 ,这已是共识。但向国外学习 ,不一定重复别人的老路 ,在法治模式上 ,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创造性的建构 ,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所谓中国特色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对待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重视本国法律文化资源的利用。对此 ,作者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立法协商的民主源起与制度构建

立法协商是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路径,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一种保障和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立法协商的民主之源,“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是我国立法协商最早的源起和实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立法协商的前提和基石,坚持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在立法的全过程中贯穿广泛的、多层次、多方式的协商活动.使更加多元的利益和诉求,能够充分表达和沟通,在基于人性的感性诉求和理性节制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更加和谐的平衡,体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从儒家思想看中国传统消费文化

儒家思想虽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以孔孟为代表的黜奢崇俭思想,精神至上思想及知足闲适思想对了解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传承这些思想可以有助于构建和谐消费文化氛围,同时也可以为解决人类困境提供宝贵的智慧源泉。     

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法制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法制化”思想。这一思想虽然长期被理论界所忽视,但其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极强,至今仍振聋发聩,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专政、法制的关系以及建构“将然”的专政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传统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理性

孝素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法制之一.它是特定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其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基础.从经济功能上看,孝亲法律制度主要是激励了父母的生育欲望,从而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繁衍和增长创造了制度性保障.     

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关注此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我国学术界和立法界关注此问题的时间较短,基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近几年形成一个研究高潮。本文仅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概况作粗浅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