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遗嘱继承中的财产纠纷问题

在宋代的遗嘱继承中,财产纠纷是个重要问题,宋代对遗嘱继承的适用范围,财产纠纷的处理机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文拟对宋代遗嘱继承中的财产纠纷及其处理机制做简要的探讨,以促进学界对宋代遗嘱继承中财产纠纷的研究。     

高强与白脚的纠葛——宋代衙前役法所见的物力问题

宋代高强户与白脚户并非对立的役户,高强与否只是户等规则中物力评判的结果,白脚是对避役役户的直观描述。宋代衙前役法问题中高强户与白脚户纠纷的起因是,物力量化的结果并不体现役法的公平性,“物力”与“歇役”的关联虽然有种维护役法规范性的意味,但以家资为主要内容的物力,仅是关系到官府在役法设定中的利益。宋代役法的财政性质,主要体现在以物力为应役标准的役法设计中,物力内涵的外延关系到职役向赋税的过渡,以及宋代劳役形态向实物(货币)形态的转变。     

关于宋代诡名户问题

在宋代,对于隐匿不报的户口和财产,以及以多报少或化整为零等类情况有许多称呼,如“诡(一作鬼)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寄产”(或称隐寄)、“诡名身丁”等等。一般又通称为“诡户”或诡名户。 诡名户的产生并不始于宋代,而是五代以前早已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但宋代诡名户数量之多,形式之复杂,对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由于诡名户的大量存     

罗马法无遗嘱继承制度的演进——以血亲继承的变化为视角

现代大陆法系无遗嘱继承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但无遗嘱继承范围和顺序确立的基础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的《十二表法》时期是以支配权关系为核心来确定无遗嘱继承的范围和顺序。古典法时期裁判官通过一系列裁判官告示确立了与罗马市民法平行的“裁判官遗产占有体系”,将一定的非处于家父支配权下的血缘亲属纳入到无遗嘱继承的范围,弥补了罗马市民法的不公正。优士丁尼通过法典化运动将市民法和裁判官法融合,建立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新的无遗嘱继承体系,从而奠定了现代无遗嘱继承制度的基本框架。     

心有千千结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宋代词人张先的《千秋岁》以“天不老”比喻情之难绝,以“心如丝网”比喻情之缠绵纠结。在词人眼中,“结”就像人类的情感那样变化万端。     

宋代出嫁女财产权探析

出嫁女获取奁产陪嫁（嫁妆）是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中给女儿留下的间接参与娘家家产分配的方式和机会之一。本文以研究宋代出嫁女的财产权利为中心，探讨出嫁女在获得奁产陪嫁之外，以女儿身份对娘家在户绝、户绝有命继子和招婿入赘等情况下的财产的再次承分。     

宋朝的子利与花利

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于子利和花利的记载,究竟子利和花利的含意是什么?它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有何作用?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子利据现存宋代史书的记载,子利的含意大致有二: (-)子利即是地利的总收入。真宗咸平二年,恢复历代职田之制,以官荒、户绝田及五年以上的逃田作为各级地方官吏的职田。仁宗庆历三年下诏;“如逐处职田比今     

试论宋代天文之禁

宋代盛行天文之禁 ,较之前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时间长 ,与宋王朝相始终 ;二是关防严 ,采取种种措施禁断天文学在民间流传 ;三是惩处重 ,“或诛或隶配海岛”。宋代厉行天文之禁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时代原因。这种禁止对宋代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星历之学殆绝”。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宋代的形势户

宋代的户籍制,大体承袭五代的户等制,按人户统计,有主户、客户两大类,主户分等级,客户不分等级。以主户来看,有坊郭九等户、乡村五等户。此外,是不是还有被称为“形势之家”的人户?在宋朝的诏令和宋人的著述里,这种户有时与官户、乡村五等户、豪强户相提并论,如“命官形势”、“官户形势之家”、“形势食禄之家”、     

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

有宋一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为普遍,特别是她们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宋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的情况有三：即新君年少幼孤、帝统不正或非法继位。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现象在宋代虽十分显著,但却由主动转向被动,其作用也已偏于象征性了。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高丽国对南宋牒》研究

《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是高丽发送给南宋庆元府的外交文书,主要记载了被蒙古掳获的南宋升甫等三人逃往高丽以及归还本国的情况。“牒”既是外交文书,也可作为宋与高丽国内的官府文书使用。“牒”是当时东亚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但流传甚少。这件文书虽是二手资料,但其文书构造形式非常完备,因此是研究当时文书制度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这一文书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东亚各国所使用的牒的文书形式,还可以考察宋与高丽间投归人和飘海人的接纳、遣返以及海商等诸问题。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宋朝招商政策探析

宋朝是一个外贸往来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不仅在沿海港口聚集了无数涉洋前来的蕃舶 ,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蕃国商人 ,甚至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 ,无疑与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 ,严格维护蕃商在华权益 ,热情款待蕃客 ,尊重远人习俗等政策分不开。但是 ,宋朝对蕃商的过分宠绥 ,又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某些不应有的权利     

杨业入宋考

关于杨业自北汉入宋的过程,史书所记多有抵牾,或云其劝继元降,或云其为继元召降。李焘、余嘉锡、常征等对此所做的分析都不够完满,而对时间的忽略是造成解释不清的根本原因。我们根据逻辑推理,认为杨业确曾劝降,但不是在继元出降之前。《长编》的一条记载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即杨业向刘继元建归宋之策是早在十年前宋太祖兴兵伐北汉时之事而不是继元归降前夜之事,而杨业早年的劝降与太原危急时刻的不曾劝降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关。     

南宋词“雅正”说辨

南宋词学中的"雅正"说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就其根源看,"雅正"说的理论基础正是南渡以来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崇正"理论;就其理论特征看,"雅正"说的重心并不在于建立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理论,而在于"正"词坛之不"正",崇尚"正统"的意味甚浓;就其学术倾向性看,"雅正"说颇同理学领域中的"道统"传承,不仅有着"定于一尊"的"正统化"词学痕迹,而且有着类似理学"道统"的清晰的传承统系。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