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

西方对孔子的认知和形象建构是近代中西/中德文化互动感知的重点之一。除了西方学者基于研析儒学典籍对孔子形象的学术性建构，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受书写者多重身份和利益向度的影响，他们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社会性建构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基于Logit模型的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要素分析

若发生危机事件,旅行者的风险感知将会造成旅行目的地负面感知形象,直接影响旅行者决策制定。基于Logit模型通过论述风险感知,围绕性别、媒体等方面分析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从心理层面分析旅行者风险感知机制,提升旅游行业危机管理能力,重视多种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     

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丟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转变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国家形象变的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传播、塑造与国际主流媒体(主要指西方媒体)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国内专家对国家形象的概念有诸多阐释,其核心是国家形象的三个层次内涵:一是国家客观形象,即一个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内在支撑的实然状态;二是国家虚拟形象,即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国家形象;三是公众认知形象,即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看法和认定.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报道视角的变换,从长期轻视、俯视、粗略、宏观的视角转变为平视和微观的视角.西方主流媒体的具体案例展现了对中国国家形象报道视角变化的过程,其根本缘由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学会用立体多维的传媒手段构建中国形象,尤其要重视网络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其次,我们要尝试建立全球性媒体,建构自身的话语权;第三,我们必须与西方国家的传媒人士、学者等意见领袖加强交流;第四,我们要学会用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公不实报道.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

清末民初西方人来华游记里的成都形象在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比较中被建构,折射了西方人对本国现实的忧虑与不满,填充了他们对东方香格里拉的欲望。他们用西方工业文明和基督教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成都,既进步、开明又落后、保守的成都形象悖论是交织着真实与想象的镜像,是西方想象地图上的城市符号和表征帝国权力的场域。     

裨治文在华政治活动述论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外交舞台上,一方面是因为身处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无法向民众直接传道,所以希望以西方政治、军事力量使中国“开放”,从而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作为少数熟悉中国语言、风俗、文化的西方人中的主体,得以可能与西方殖民势力产生密切联系。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华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是作家在不同时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认知。在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和影响,中国形象的本土观照主要表现为自我异质化与自我幻象化。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形象不仅存在自我传播的泛政治化问题,而且还存在他者传播的结构失衡性问题。为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重塑中国形象,当下尤其有必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这三方面的关系。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营销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有着巨大作用。当前,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但同时,反倾销、环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通过国家营销,重塑和传播国家形象,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近代旅外女性的边疆意识自觉、国家形象建构及其策略研究——以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为考察对象

作为第一位有旅外日记传世的公使夫人,钱单士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跨越四国”的漫长旅程中,始终以日本这一西方文明的亚洲范本为“文明国”之标尺,对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对比,其间所体现出的视觉权力的借用策略耐人寻味。与此同时,频繁跨越国界的空间实践又极大地增强了其对疆域、领土、主权、边民等概念的形象感知,促进了边疆意识的自觉,激发了民族情感。作为跨国旅行的忠实记录,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也因此成为考察多重视角下近代旅外女性以边疆、民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多得的范本。     

汽车旅行:郁达夫游记的跨文化书写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过富春江》和《国道飞车记》是两篇较为特殊的文学文本。它们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旅行者乘坐汽车展开旅行的体验,并记录了中西旅行者对不同文化的认识、比较与认同。同时,我们对这两篇具有跨文化文本特征的游记的解读,也可揭示中国现代游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联。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人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电影与国家形象:产业、文化与美学

所谓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表象特征的总和,是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等传播介质所塑造出的形象。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形象,也包括在国外的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仍表现出两个极端,而在文化的功能上则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一方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同时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论叶芝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通过梳理诗人叶芝在现代中国三十年(1919—1949)间的翻译和形象变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即接受者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对外来文学和作家形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改造和重塑。叶芝从1919年被介绍到中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从爱国者到现代派诗人的形象变迁,其诗歌和诗论则历经了从参与新诗创作到参与新诗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国文学尤其新诗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叶芝的翻译和在中国的形象变迁产生了过滤与重塑作用。     

近世来华西人视野里的两种中国人形象

在近世来华西方人的视野里,中国人的形象有理想化的与妖魔化的、美好的与丑陋的、可钦可佩的与令人恐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传奇阶段、崇华阶段、蔑视阶段、困惑阶段。此外还因观察者身份、角色或经历的差异而导致"中国人形象"的变化,如教士的"理想化"与商人的"妖魔化"的差异。两种中国人形象的差异还与作为复合体的中国民族特性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有关。     

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形象之分析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形象在美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此期间,美国来华传教士扮演了中国形象塑造者和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身份滑移".他们一方面试图将"先进"的西方文明与宗教推广到他们心目中落后的异教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向国人介绍和解释他们所处的国度及其人民.他们的中国叙述通过教科书的普及,对于19世纪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到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基于国家形象学研究的考察

中俄两国互视与国家形象变迁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和现实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导致了俄罗斯中国形象的朦胧性；“中国威胁论”的复活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使俄罗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手，但同时也是学习的榜样。基于这些因素，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国的俄罗斯形象则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性特点，中俄关系变迁主导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总体走向。同时，公众主观认识和浓郁的苏联情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国家形象的演变。中俄国家形象的变迁启示我们既要带领人民创造一种幸福安康的、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要向国际社会积极传达中国声音，从内到外，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敢于担当的大国形象。     

美国诗人对中国女性形象的重塑

美国诗人在译诗和创作中都试图重新塑造中国女性形象.在译诗中,美国诗人或变"恋女"为"色女",或变"小妓"为"淑女",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形象的颠覆.在创作中,美国诗人则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把中国当代女性塑造为或丑陋、或猎物、或古代女子等形象.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这些重塑与其说是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基于种族歧视和美国诗人骨子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