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

本文对荀子的词义“说”、“辨”问题进行了探讨。荀子的词义“说”、“辨”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研究中国训诂学史的时候，必须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实践美学”的苏联缘起与本土变异——李泽厚“客观社会说”与苏联“社会派”美学的比较阅读

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所倡导的客观社会说,它既是在本土语境中对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美学以及革命文艺传统中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继承发扬,更是在以苏联为师的外部语境下对社会派美学的话语移植。但在萌发后的理论发展走向上,却发生了偏离与变异:与苏联社会派美学逐渐冲破认识论防线而纵深走向价值论不同——中国实践美学受本土意识形态钳制始终无法摆脱认识论模式,还在客观存在的路线上裹足不前,这种路径偏离所致的主体性缺失,直至新启蒙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美学的补接、吸纳与改造才得以弥补。这也正意味着实践美学除原点上受苏联模式渗透影响外,其理论发展与建构方向上的不同格局与本土追求。     

学术吸纳与教材更新——以“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为例

史学新观点对于史学研究的吸纳与历史教材的更新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和教材编写中关于地理大发现原因的“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这一谬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既反映了学术界对新观点吸纳的冷漠性,也反映出我国历史教材在对史学新观点吸纳过程中的滞后性,这种现象应当得到尽可能的纠正。     

从“神主形从”说到“略貌取神”观——道家形神观在汉魏六朝之变迁

人的“形”“神”当以谁为主呢？从西汉到六朝这数年之久的时间里,《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及魏晋玄学之“略貌取神”观,代表了道家形神观在这一时期的变迁。     

论持有犯的“持有”——一种修正的罪过说之提倡

持有犯之持有性,在刑法理论上围绕"作为说"、"不作为说"、"作为与不作为择一说"及"第三种行为形式说",存在很大争议;并由此直接导致在对持有犯之责任追究上,呈现出"严格责任或然说"、"推定罪过或然说"等理论的对立。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不必要的无谓的论争,更给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扰。事实上,持有只是刑法评价前的一种"裸"的状态。基于这种重新定位,除对持有犯之追责原则需得反思,并应坚持结合持有犯的特殊性对罪过说予以修正外,经典命题"过失不能成立持有犯"也是欠缺正当性依据的。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归纳问题”探析——问题的提出、内涵演变及理论价值

从古典到现代，归纳逻辑之所以远未取得如演绎逻辑一样的辉煌成就，原因之一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为自身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根基性问题。“归纳问题’的产生，既有深刻的逻辑学背景和近代经验论的哲学根源，同时也与休谟个人哲学思想的发展直接相关。自休谟以来，该问题的内涵已经在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方面得以丰富和完善。探讨该问题，不仅对发展归纳逻辑和整个逻辑学科意义重大，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哲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等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     

“■二”考论——天人大美、反道学、风情爱欲之撰及其文学影响

“■二”即“虫二”之说出自清禇人获《坚瓠集》载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风月无边”,祝枝山别解为嘲“妓湘英”为“虫二”,堪称当时汉字文化爆出的一颗新星。“虫二”的直解当回归“风月无边”,乃天人大美之赞,传用至今;而“风月无边”原为朱熹赞美周敦颐的准道学名言,但其主词“风月”才是“虫二”的原本。“风月”自古义涉相思、声色、风骚、风情等项,故唐匾祝释都有反道学倾向和讥刺朱熹之意。“虫二”的诞生及其在作家创作中上接《庄子》“之二虫”、《诗经》“虫虫”、《搜神记》“虎名大虫”等等,形成由“虫二”所吸附之文化“统一场”,进而影响当时和后世《金瓶梅》《桃花扇》《红楼梦》等有多种多样“虫二”“二虫”等演绎的描写,至《红楼梦》乃为“虫二”写风情爱欲的巅峰之作。但是“虫二”至今未被收入《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希望修订时能予补入。     

湖北新政前夕汉口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兼论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

湖北新政前夕新的善堂出现,并不意味着城市整体意义上的常规化自治机构的形成,在汉口取得了进一步突破,民间市政力量在汉口的兴起是官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并不必然导致罗威廉所说的那种转变：国家（官府）对市政的领导作用由直接变成了间接。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值得商榷,其所力图论证的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存在着的实质上的城市自治,不过是西方中心史观指导下构建的中国城市虚像。     

思想上高度解放，学术上实事求是——高放先生对“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的研究述评

高放先生在对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的研究中,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他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又充分掌握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从宏观与微观、终点与起点的结合上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既高屋建瓴,又严谨细密,充分体现了他的广阔的视野和认真的治学态度。     

“八荣八耻”为当代中国立“心”——访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

胡锦涛同志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由此，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八荣八耻”。 那么“八荣八耻”到底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造成我国道德观念混乱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我们社会创造完善道德的环境？为此，我们特别约请著名学者侯惠勤教授向本刊记者作了独家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合一”及其文化产能的原理层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及其实践整合问题研究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整合与系统建构的任何一项理论成果,都旨在把它的基本原理体系与中国改革实际结合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内在蕴涵了其实践转向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方向,也内在规定了它步入后原理时代文化产能和思想营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定位:只有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对之做出具有当代中国水平的原理层级上的拓展,才能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源源不断地开掘出来,并从文本-理性的逻辑建构阶段逐步走向社会-实践的历史建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