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医疗卫生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需要在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中充分体现。民族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均等化,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能够为各族群众实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创造条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五个认同”具有重要支撑意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具有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基础、作用机理和社会效应,应从财政能力、医疗资源、健康水平三个方面聚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通过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充实医疗卫生人才、规范中医药发展、优化帮扶和互助互惠机制,充分展示民族地区各项事业进步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对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的启示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缩影,是客观的、基础的、具体的"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治理理念及其实践的重要示范。边境民族地区是"嵌合"周边的特殊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薄弱环节。由于周边地区与边境民族地区地域相通,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有利于直接为边境民族地区自身及其治理逻辑提供启示。具体而言,有利于为边境民族地区治理提供正确的义利观,彰显治理价值;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认知结构的重塑,稳固治理逻辑;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从理论构建转向具体实践,发挥治理能力;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治理目标科学化,确保治理效果。     

突发公共事件中民族地区的语言应急与公共服务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语言作为信息沟通的有效工具,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提升跨语言应急服务水平,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环境,对于健全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使用情况与语言应急服务现状的调查,分析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的主体责任、实施内容、开展途径等,阐释其在预防与准备、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各阶段的实践项目,有助于加强民族地区语言应急服务与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较少民族的互助行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背景形成下以亲缘、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为纽带共同抵御生产、生活风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探讨了现代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以及在全国普遍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背景下,重视和弘扬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村民之间的传统互助行为,充分发挥传统互助行为的作用,以弥补农村低保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完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民族院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培养各民族人才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形成了遵循高等教育发展普遍规律和符合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特殊要求的办学传统。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民族院校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对标新时代的新要求。本文基于西南民族大学办学实践的个案分析,深入思考新时代民族院校办学定位,并系统谋划其发展战略;结合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以新时代民族院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民族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激发民族院校的内生动力,提高民族院校的治理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贡献率。民族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目的是打破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隔,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探索符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对于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研究视角,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梳理和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发现整体性治理所秉持的以民众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协调、整合与创新来引导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理念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整体性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分析,提出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完善社区现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治理路径,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方式。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初期探索的重要部分,这一探索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础。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之处,从短时期看,总体性动员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实现了快速应对的最优化,依靠党的组织系统,以情感性动员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树立国家的权威地位;从长时期看,爱国卫生运动成果的制度化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国家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现代科层制管理机构,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回坊”的形成演变及功能化浅论

,“回坊”指回族居住地区 ,是回族社会一种独特的社区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 ,对促进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回族社会、传承回族文化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社会支持路径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的个案考察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体可以依托社会支持路径实现协同治理,这表现为社会力量基于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为各民族群众提供社会资源来优化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理论发掘和微观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为典型个案,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归纳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中社会支持的实现逻辑。在结构层面,通过空间基础、信任基础和动力基础,社会力量与各民族群众建立起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功能层面,依托关系网络传递发展资源、认同资源和交融资源,发挥保障发展、引导认同、促进互嵌的现实功能,提升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民族事务治理,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支持与正式保障的衔接,为实现社会支持提供促进条件,未来拓展方向在于提升基层各民族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所追求的是治理现代化理想图景与现实进路的统一,这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基于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有着特殊的形成逻辑,自发秩序与控制秩序的交织主导着乡土社会,"双轨政治"、"国家介入"、"国家进入"、"乡政村治"、"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的阶段特征。基于现实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进一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发挥更大效能。为此,需要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上做好制度之间的有机协调,治理过程上实现多维度的整合,治理技术上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共同绘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

[提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理念指向,有利于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纾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是对新时代各种复杂形势的回应,也巩固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立足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民族情深党旗红”的中华中路社区治理模式主要特点是：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型社区品牌建设,文化共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格化管理维护社区秩序稳定。新时代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可以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法治运行保障机制三方面进行完善。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实践、 内在机理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简评

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目标明确、运行良好、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明显、影响广泛而深远。它在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上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