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绿色理念的植入与建构

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必然要求。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植入绿色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承,又是对现代社会绿色发展时代精神的彰显,而且有利于弥补环境公法治理手段的不足和强化公众环境安全的私法保护。与公法治理模式相比,私法对环境的保护更具持久力,但绿色理念在民法典中植入不能突破私法本质属性和调整手段的限度。民法典编纂中绿色理念的建构应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明确将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法基本原则;二是在人格权体系中纳入环境安全权;三是分层次对动物进行保护与适度细化水权、采矿权等准用益物权;四是完善环境污染责任制度与环境侵权预防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我国《民法典》的宪法价值

宪法和民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日益频繁、密切、强烈。民法的宪法化趋势和宪法的民法化、普通部门法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在这种双重趋势推动下,基于民法、宪法的本质属性,我国《民法典》和宪法之间必然存在价值的通约性、同构性。《民法典》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绿色原则",规定"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建设",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制度和宪法基本国策。《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增设居住权,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之后又写进并融入《民法典》,《民法典》不仅全面深度体现了宪法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也对宪法的价值增添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人格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民法典即将出台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绝好契机,但是人格权写入民法典依旧面临民法典出台动力不足和自身问题研究尚未达成共识的双重阻力。其独立成编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指导之下,继民法典宣告民事权利之后,采用独立体例编排并注重内涵和外延的适当扩展。民法典私权体系的构建必须有人格权一席之地,能够容纳复合型私权和新型私权中的人格权,为其独立成编推波助力。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良法善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系

"良法善治"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终极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在内容上存在着高度契合性."良法善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彼此成就的"共存共荣"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的"良法善治"提供价值引领,"良法善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一般人格权探论

通过对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剖析及其历史的回顾,可以得出一般人格权是特别人格权的补充,是概括性权利的结论。一般人格权是人们认识到自身理性不足后的必然结果。民法典中只有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性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借鉴德国等先进国家的做法,在司法中积累适用一般人格权的原则和标准。一般人格权对于特别人格权而言具有“正法”和“补充”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灵魂。在新常态下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是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社会基础。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国家价值目标实现的具体体现。核心价值观需要化为每个人的具体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文关怀与人格权独立成编

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当代民法的重要价值理念,在民法典中引入人文关怀理念,首先就表现在应当将人格权单独作为民法典中的一编.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制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不仅是对民法通则成功立法经验的继承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民法典时代精神的体现.将人格权放在总则的自然人部分加以规定,无法满足对人格权作出全面规定的制度要求,在立法技术层面也不可取,更存在诸多弊端.同时,侵权法和人格权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不能通过侵权法完全替代人格权法.     

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创新与发展

《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国善治之重器。总则编聚焦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则和基本原则,突出德法兼施的治国之道,引领整部法典体系围绕民事权利的确认与保护而展开。物权编坚持平等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积极"定分止争",让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合同编突出深化改革精神,使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更加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人格权编独立成编为最大之亮点,全面确认了人格权利,充分表达了新时代民法对人格权保护的鲜明态度,厚植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法律措施。婚姻家庭编健全了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力求有效调和千家万户当前和长远利益。继承编坚持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系列新规定为千家万户带来欢乐祥和,致力于为社会治理解家务难题。侵权责任编补充和修改了侵权责任一般规则和特殊侵权责任规则,完善了侵权责任的相关法律制度,使规则更加丰富具体合理。     

公共领域视域下的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研究

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导向下形成的,以社会公共领域为载体的,为社会大多数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建构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有利于改变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缺位”的现状,进而发挥其价值整合、协调作用;有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理性的价值环境和平等的公共平台.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及其所具有的价值导向作用,对于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法精神新诠 ——以民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民法之精神是由民法基本原则所构成的价值统一体,是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基本价值理念.《民法典》第3条至第9条宣示了民事权益保护原则、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绿色原则等基本原则.透过上述原则可将我国民法之基本精神概括为继承传统市民法平等自治精神基础上融入社会本位及生态保护之理念,以追求私法领域的形式正义为宗旨兼顾实质正义之实现的内在价值体系.民法典具有高度理性化、技术化的外部规范体系,而其源于自然法原理的内在体系则充满超然的道德属性和人本主义情怀,成为法律体系中最能体现人文关怀的人法.     

《民法典》绿色规范的学理阐释与具体适用——以环境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为视角

《民法典》构筑起了以绿色原则、绿色物权、绿色义务、绿色责任为基础的绿色化规范体系，实现了环境法与《民法典》在以绿色原则为价值链接、国家环保义务为宪法依据、公民环保义务为规范基础、环境侵权为关键领域四个方面的关联。绿色规范的法律适用是《民法典》所肩负的重要实践任务，具体来说，绿色原则的法律适用有赖于法官裁判理念的更新，即在接纳私权利社会义务限制理念的同时准确理解绿色原则所蕴含的环境法价值观念；物权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重点是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物权限制之间的关系；合同编绿色规则目前的法律适用意义不大，要结合具体的实践情况将合同环保义务具体化为当事人的行为准则，必要时合同环保义务需经司法确认使其具有强制效力；侵权责任编绿色规则的法律适用难点是环境私益损害与环境公益损害出现客体的叠合时如何实现两者的分层救济，重点要做好与环境法机制的衔接。     

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产生较大分歧，关键原因在于未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理论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可以从“理论基础”、“显著特征”与“价值旨归”3个层面依次加以展开。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基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于其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著特征的公平与效率，是对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规定与实践经验的双重超越，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集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内在理论表达，预设了以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作为最终价值旨归的理论定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可以凝练为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下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这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走进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条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构建适应新形势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又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利用传统文化精华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钢铁长城。我们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重要意义。     

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

信息性人格权是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建构的新兴人格权，其具有主体识别性、客体动态性、有限支配性等特质。在类型体系上，信息性人格权包括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等具体权利。上述各权利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同质性，即为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在数字社会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在规范构造层面，信息性隐私权宜采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建立“私人安宁+私密信息”的保护范式，实现空间隐私向场景隐私的转化；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建构需以信息保有权为基础、以信息自决权为主干、以信息获取权为分支、以信息修复权维系数字人格的完整性；被遗忘权的本质是一种免受不当信息惩罚的要求权，其具体形态为删除权。吸纳信息性人格权，有助于保障人格尊严和人的自主性、规范新兴人格权法权构造、丰富人格权规则体系和化解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私法定位及其规范体系的二元构造——“新利益说”的提出与展开

就私法定位而言,在后民法典时代,出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优化优越营商环境之考虑,应当将私法认定为以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为限,一切具有私法自治因素或者直接关涉私人利益,并且应当为国家权力所保障之法。而以此为据,就私法规范体系的构造而言,在我国民法典颁行之后,应当将民法(或曰一般私法)视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基本法,而将民法典外之商法、经济私法以及寄居于公法渊源中的附属私法认定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之特别法,最终形成以民法典所汇纂的民法(包括法典化的商事通则)为“核心区域”,而以民法典外之商事单行法、经济私法以及附属私法等为“边缘区域”的私法规范体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税务文化建设刍议

税务文化按其属性是一种管理文化。它是以国家为主体，以税务机关为重点，以教育引导和制约规范税收征纳行为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行业文化或组织文化。先进税务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贯彻落实“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两为”方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税收工作的指导与统领，具体要求是，做到“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