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收益成本比较分析

腐败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通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腐败现象的收益成本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腐败还是微观层面的腐败,成本均大于收益,因而在微观上建立惩戒腐败和廉政激励机制、在宏观上完善制度便势在必行。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

到2023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将陆续实现长久不变,基于新时期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分析范式,长久不变首先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而与长期稳定相比,长久不变显然是"无期限的不变"和"有条件的不变",其中关键条件便是"家庭延续"。在"长久不变"的制度设计下,必然涉及承包土地的继承问题、退出问题和再分配问题,其中继承方式可概括为家庭存续自动顺延、举家迁移禁止继承、跨越社区禁止继承、五保户抚养人继承、经营权依附承包权等;退出方式可概括为跨越社区先补后退和有偿退出合理补偿;再分配方式可概括为立即分配、排队分配、设定单人最小再分配规模、退出成本等价转移等。这样既能保证真正实现长久不变,又能兼顾农村社区的公平效率问题、规模经营问题、男女平等问题、代际公平问题和土地权益保障问题。     

企业融资风险的期权控制策略

企业与其股东，债权人的经济关系具有期权的特性，股东权益是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大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负债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而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小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企业则应通过扩大股权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股东的投资报酬率由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三个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投资收益率确定的情况下，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通过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的弹性来合理确定，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可以通过期权得到有效的控制。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     

企业不当政治行为的类型、成因及治理

我国企业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由于贪婪、过度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以及制度漏洞等多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企业不当政治行为。我国企业不当政治行为主要有五种类型：直接贿赂型、吃喝玩乐型、变相贿赂型、隐瞒欺骗型和舆论导向型。这些企业不当政治行为出现的原因包括：受潜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企业逐利的天性，竞争模仿的压力，通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利益的困难，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与不完善。而通过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加快制定“阳光法案”，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提高企业不当政治行为成本，疏导企业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大行政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积极倡导企业自律，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不当政治行为的发生。     

跨国公司的地方性经营战略(下)

项目评估 估计公司对政府政策的变化作出如何反应时,需要了解公司和政府如何衡量一个项目的价值。 公司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价值。其收益是按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来计算的。当人们认为某项目可能产生的收益大于整个企业按风险调整的资本成本时,他们就会投资。项目的风险越大,人们要求获得的收益就越高。公司的估计被称为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试论社会必要产品量与企业盈亏的平衡点原理──兼论企业亏损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提出了社会必要产品量与企业盈亏的平衡点原理，认为社会必要产品量是厂商保持盈利的最高产出水平，当厂商提供的产品量大于社会必要产品量时，亏损便不可避免；并认为目前一些企业或行业亏损的重要原因是产出量已远大于社会必要产品量；最后，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动调节两个方面解决企业亏损问题的政策措施。     

试论权利的演变及其成本——基于政府实现公共利益能力的视角

无论从任何角度考察，权利都以政府的巨大财政成本作为后盾，否则权利便无从实现。当现代政府的公共利益责任与权利成本发生矛盾时，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权利成本最小化、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必须承担的责任。     

高技术计划项目的风险评价体系

从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对高技术计划项目的风险进行监控管理的角度设计了高技术计划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风险矩阵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单指标风险程度和项目整体风险程度进行评价与预测,当风险程度超过警戒阀值时由风险监控体系启动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尽可能降低项目的风险成本和损失.     

企业融资风险的期权控制策略

企业与其股东、债权人的经济关系具有期权的特性。股东权益是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大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 ,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负债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 ;而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小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 ,企业则应通过扩大股权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股东的投资报酬率由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三个因素所决定 ,因此在投资收益率确定的情况下 ,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通过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的弹性来合理确定 ,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可以通过期权得到有效的控制。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针对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选择和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策略选择会趋向于严格防控；而社会公众则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策略造成的成本与产生的收益。因而，地方政府应完善重大疫情研判、评估、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树立风险治理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以成本—收益原则为杠杆，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应对疫情，并促进公众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知识问题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决策的制定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知识问题入手，分析了知识问题是造成政府制定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政府在进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决策时要尊重自然；明晰草原产权，分解决策权，减轻知识问题风险；进一步增加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从而降低学习成本；建立牧区社区公众参与制度，形成对政府由于知识问题导致错误决策的纠错机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罚规则与履约风险规制路径

统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后，我国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处罚规则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是预防和规制控排企业因主观意愿拒不履行约定碳减排目标的风险。现行的罚则设计在处罚限度的规定中过于笼统，在权衡法定惩罚标准、违约成本以及履约风险预防水平三者的关系中尚存完善空间。同时，在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初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与适当的处罚规则形成协同效应，但在现有的制度中并未体现。在履约风险的规制路径中，对于因控排企业责任进行的处罚应当明确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尺度，从理论上对倍率式罚款数额作为违法利益追缴的限度予以证成，在实施细则的设计中引入阶梯式处罚标准和逾期不缴的加罚规则，对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重点排放企业的履约风险进行有效规制，加快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出台。     

企业投融资匹配指数的构建及经济后果分析

从投融资数量、期限、专用性、风险和收益成本五个方面选择相应的评价指标,并采取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构建了投融资匹配指数评价模型。进一步以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为例,阐明了该指数的计量过程,并检验了投融资匹配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投融资匹配程度对企业价值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上市公司加强投融资配置可以看做企业价值增加的信号之一。     

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企业公益性投资与高回报率

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支出的方式来实现。企业如果投资公共产品，常常会由于投入权与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而失败。但这是一般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在“偶然”的情况下，企业也可能通过对公共品的投资而获得发展机会。其奥秘在于企业的投资权与剩余索取权或回报率的“平衡”。当回报率的机会成本为零时，企业对公共品的投资就完全是一种正常市场行为。一个真正的企业不会关心企业的外部性的大小———无论它是正还是负、是大还是小，企业一切都是通过会计语言、成本语言来决定。什么是彻底的企业呢？就是指以利润为…     

碳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研究

在绿色信贷政策加快实施的背景下，碳信息披露成为债权人信贷决策的重要因素。以2013—2016年中国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呈“倒U形”关系，且债务违约风险在碳信息披露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最初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会增加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导致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然而当碳信息披露质量超过一定临界值时，碳信息披露就能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而发挥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低成长性企业更为显著，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降低增强了债务违约风险的中介效应，促进了碳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不同成长性水平的企业有效利用碳信息披露、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方政府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基于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官员治理的政府体制建立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79个抽样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动力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动力、经济增长标尺竞争动力、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均能显著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且财政竞争动力还能强化经济增长竞争动力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作用。3种竞争动力机制的分析显示：代表财政支出竞争动力的财政支出份额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竞争动力越大，政府就越可能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从而获取财政税收、减轻财政压力。代表标尺竞争动力的GDP增速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经济增长竞争动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降低社保负担的方式来吸引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效率假说。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分析显示，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正向关系；市长年龄、市委书记年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U型分布，顶点为54、56岁时。任期越长，官员的竞争动力越低，越不会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提高政绩。在超过晋升临界点年龄之后，官员升官无望，其竞争动力降低，就越不会采取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使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与国际税负竞争类似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竞争。     

应急预防标准的风险评估及其经济分析

文章以安全生产方面的应急管理为研究背景,从应急预防标准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分析入手,建立应急预防标准风险评估模型,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相应可能产生的应急成本、责任风险等方面的经济分析,研究应急预防的管制标准如何影响企业对安全事故预防水平的选择,以及当管制标准不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时,企业又如何选择对事故的预防水平;通过分析得到这两种情形下的不同推论,为政府监管机构在制定应急预防标准及标准体系建设时,提供有益的参考,以达到对安全事故最优预防控制的目的。     

“政府成本”视角下城市化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分析

从"政府成本"视角来看,政府在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推进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用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人员规模分别作为政府成本的衡量指标,以中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起到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城市化通过政府规模对社会包容性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政府规模在"城市化对社会包容性发展"关系中调节效应显著,并且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调节效应始终存在,但对政府人员规模而言,当政府人员规模小于2.754%时,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当政府人员规模大于2.754%时,则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城市化和政府规模二者是互动关系,形成了反馈机制,二者的互动影响共同决定了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