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藏传因明的发展与特点

因明,梵文Hetuvidya的意译,古印度的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之一。因,指原因、根据、理由;明,含有知识、智慧、学术等义。因明是佛教从印度古典逻辑中发展出来的逻辑系统,除研究推理、论证等逻辑形式外,也包括探讨认识活动的形式、过程、结果,以及判断知识真伪标准的量论。因明也被分为印度因明和藏传因明以及汉传因明,文章就藏传因明的发展与特点来阐述作者的观点。     

汉、藏因明比较研究刍议

我国的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分别传承了印度的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百年来国内外因明界对陈那因明的误解,直接影响到汉、藏因明的比较研究。必须如实地还原玄奘的因明成就,弘扬汉传因明中保存的陈那学说的原貌,以回应某些藏传学者的诸多疑问。     

再谈藏传因明的应成推论式

应成推论式是藏传因明的主要推理形式。但是其推理原理则鲜为人知。文章通过对应成推论式的几种驳斥形式的剖析以及对各种驳斥形式间的异同、功能等问题的探讨，旨在使人们完整准确地掌握藏传因明应成推理。     

周叔迦的因明研究

周叔迦的因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三本书中:《因明新例》将因明中的概念等用新的、较为贴近当时人们生活的例子代替原本的宗教意味浓厚的例子;《因明入正理论释》在阐释《入论》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明学表解》将其分析因明理论时用到的图表集中阐述,采用更直观的方式解释因明中的有关概念。     

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西方关于人类认知基本类型的确认,一如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将其约化至最小分类为直观与演绎两种,若从东方佛教逻辑亦即量论因明来看,即是现量与比量。虽然演绎或比量在人类认知进程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其内在构造所关的诸多问题,绝非自身所能解决,必回溯到其来源亦即作为直观的现量,若从深层学理向度而言,即是要从“量论哲学”“因明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勘透演绎或比量的内在本质,由是才能真正弄清其地位与价值。从比量的词源入手,细密探讨其与现量的内在关联,并对陈那、法称相关原典做进一步梳理,可以真正揭示比量本非为量,但又可以认定其为量的深层学理之所在。     

解析藏传量论中的“共相”概念

藏传量论对"共相"概念的理解继承了法称的因明思想,并发展出兼具佛教知识论、存在论、实践论意味的内涵。共相是比量的所取境,是思维中的观念性存在,是属于世俗谛的范畴。藏传量论认为人们使用遮诠的方式理解共相,人们通过理解共相可以把握存在的真实情况,进而闻习经教、实践佛法。本文讨论"共相"概念在藏传量论中得到怎样的理解以及在佛法实践中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因明逐渐向内明趋近的发展路向,总结出共相具有内容的观念性、认知形式的间接性、自体的相似性和实践的工具性四项特征。     

论因明论式中的“喻”

因明论式中的喻在印度古因明五支论式和陈那的新因明三支论式中分别起着不同的论证作用。但到法称时期,在他的二支为他比量式中喻已变得无特殊作用。在藏传因明的合因式和应成式中喻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提出舍弃法称的二支论式中的喻,使因明推理形式成为与直言三段论完全一致的纯演绎推理。     

因明论式中的“喻”

从古因明到新因明在论式的结构上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喻支,古因明五支论式的证宗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喻的经验直观作用实现的。而陈那不仅从因三相的角度完善了三支论式的论证规则,而且更加强调了喻支的功能意义。法称的"离喻"论式也并非绝对的通过去喻来构造一个形式主义的二支论式,仍然是以开悟他者为目的。正是基于佛家文化内涵的立场,对因明论式的评价就不能依据西方逻辑话语及其论证规则,而是要回到因明论辩发生的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     

因明百年谁与评说?

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学术界走了大半个世纪的弯路.不少因明研习者从20世纪初起便丢掉了唐疏的优良传统,学日本、学欧美、学印度,照搬了许多错误结论.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认为,从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到陈那、法称的新因明始终是演绎的.这有两个错误:一是拔高了古正理、古因明的五分作法,否定了陈那的贡献.二是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否定了法称的贡献.印度学者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用后起的法称才提出的三种正因(自性因、果性因、不可得因)来解释和代替陈那的因三相规则,完全混淆了历史文献,错解了两位因明大师的历史贡献.此外,日本文学博士大西祝的<论理学>,也对我国的因明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百年来国外的因明研究者大多数不了解汉传因明的历史地位,对印度佛教因明的两个高峰有着种种误解.唯有充分地认识到汉传因明对陈那因明的正确解读,才能避免百年来的种种误解.     

论甘南藏区畜牧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甘南藏区是甘肃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为了使藏区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 ,加快藏区牧业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首先应从根本上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 ,解放思想 ,依靠科技 ,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其次 ,应以畜牧业生产为中心 ,开展多种经营 ,发展民族经济。同时 ,大力开发旅游业 ,把它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产业。     

生态环境保护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20世纪以来,青海藏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仅使该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理清发展思路,采取切实措施,遏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对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青藏高原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藏区民间调解存在的困境及脱困路径研究--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为例

在国家推行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以及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藏区防控矛盾纠纷的民间调解经由何种路径臻达法治化轨迹且与国家法律渐趋调适,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调解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斯巴"调解的现状发现,社会转型时期因调解员文化素养偏低难以应对新型纠纷、调解纠纷时情理与法律理解适用上错位以及网络调解平台使用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从人员准入、过程防控、结果认定方面着手,建构依据纠纷类型聘人的"1+N"人员准入标准、"多元一体"普法模式、以村规民约规范调解依据、调解结果"准司法确认"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网络平台保障机制的多元路径,使藏区民间调解在藏区法治化进程中日臻完善,进而助推藏区法治社会建设。     

青藏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文章从天、地、生综合角度考察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根据高原生态环境和藏族地区特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思路和措施。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高原社会发展的前提。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     

藏学研究与西部开发

近年来藏学研究成绩斐然.西部大开发给藏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研究之路是时势所迫,也是藏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途径.抓住机遇,争取藏学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

元朝在藏族地区“因俗而治”,尊崇佛教,为藏传佛教各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作为藏传佛教最古老的宁玛派,在元朝其传承派系更多、掘藏活动更加活跃、教法教理更趋完备,建寺活动持续不断,并与中央政府开始接触,从而进一步传播,进入一个活跃时期。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的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来,如何有效地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测度,一直是旅游学研究的热点和旅游研究方法的难点.文章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生态足迹评价方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在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2006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02071,其中交通足迹最大,占到88.6867%;其次是餐饮,为7.4457%;再其次是住宿,为3.5442%.而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0.03963256,生态占用指数为0.5226.旅游发展处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下,旅游活动对旅游环境的压力在旅游承载力范围之内,生态系统是安全的,但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文章指出了旅游生态足迹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缺陷和测度出现的误差.     

西藏地区藏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西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主要包括生活文化、人生礼仪、民问传统、宗教信仰、技艺和节日等。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多元文化资源应遵循价值性、开放性、时代性、目的性、适应性的原则,并采用资源调查、资源分析、资源管理、资源共享的方法加以开发和利用。     

毛泽东与四川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由于四川省西康地区是西藏的东大门,它的一举一动直接会影响到党的西藏政策的落施,因此党中央、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四川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可以说：毛泽东的指示是四川藏族地区民主改革方针确立的重要依据,是四川藏族地区民主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指导思想。当然,这也是四川藏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后期脱离实际而草率结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就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与四川藏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关系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