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某种"反环境"政策:通过加强对管制法规的监督与审查和放松环境管制,削减环保机构的预算与编制,任命保守派人士担当环境部门领导职务,将更多环境职责移交给各州和地方政府等措施来倒转70年代的环保政策.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成因,它对美国的环境政策与环保事业造成了复杂的后果和影响.     

试析影响美国环保政策制定的因素

虽然美国大多数民众对环境保护持支持态度 ,但美国政府的环保政策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至小布什政府前期环保政策更是表现出倒退趋势。本文意在分析影响美国环保政策制定的因素 ,从而得出 ,美国环保政策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环境保护组织、反环境保护组织及国会与总统在制定政策时的交锋。因而 ,美国环保政策虽然时有倒退倾向 ,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仍然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美国环境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与美国的环境政策体系相比,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发展滞后。分析了美国的环境经济政策,指出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对策。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实施效果与历史局限性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国际上最早出现的环境基本法,它在环境保护理念、制度和程序构建等方面有突破性的规定,至今仍能体现立法者的前瞻性.该法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实施历程,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综合决策等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研究环境基本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活标本.     

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改革尝试——“泡泡政策”的出台及其合法地位的确认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环保署颁行了一项环境政策改革措施——“泡泡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前后，各相关方围绕如何界定“固定污染源”及该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泡泡政策”合法与否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其合法。“泡泡政策”合法性得以确认，主要因为：“泡泡政策”契合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泡泡政策”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局限提出来的；“泡泡政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各相关行为体积极推动的结果。以“泡泡政策”为代表的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政策是一种改革尝试，代表着美国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向。     

美国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理论研究综述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如何解释社会公众对政府实施的肯定性行动等少数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或评价,始终是一个充满政治争议和学术争论的热门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自我利益论、种族偏见论、民族竞争论、政治信任论、价值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理论假说,用以解释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的群体性倾向,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通过回顾和总结美国民族政策公众评价的近期调查结果及其特点、主要理论观点和经验性研究结果,指出其对于研究和评价中国的民族政策所具有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西欧的经济政策

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欧独立性增强,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对西欧新的政策:建立伙伴关系的大西洋共同体。目的是将发展起来的西欧规制到美国主导的大西洋框架内。政策体现了美国门户开放的扩张方式和美国冷战战略的需要,并反映了美欧经济关系由依附趋向平等的走向。     

解读美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现行法律与政策

2009年3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解禁联邦基金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限制。美国的胚胎干细胞研究走过了克林顿、布什两届政府,正式进入了奥巴马时代。通过对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法律与政策的历史回顾,解读了现行法律与政策及对该项研究的影响。笔者认为,奥巴马秉持的＂政治不干预科学＂的政治立场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Dicky修正案及专利体系的影响,目前该项研究的前景依然不明朗。     

环境管制与公共舆论——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环境政治考察

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环保主义运动对其各项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轨迹,并非单向度的绝对增长,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有着自身的高低起伏.同时他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质量的关心也与其自身的工作和就业状况、美国的经济形势、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着复杂的因应反馈和协同演变态势.在对公众环境意识的认知上,我们不能笼统地概说,而必须深入具体地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不同时期公众的环境意识变化及其与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动,在环境史研究中践行真正的人本主义.     

美元弱势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势美元一直是美国汇率政策的方向,但近一年来美元汇率却不断下跌。从政治、经济、公众心理预期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美元汇率下跌的原因,探讨了美元汇率下跌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了对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拉拢印度尼西亚军人势力政策的确立——美国外交文档解密

195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印尼外岛叛乱平息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在政策调整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即主张政府多接触具有反共姿态的印尼陆军。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5901号文件明确了印尼陆军已成为对印尼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角色。1959年7月印尼政治体制回归到苏加诺主张的＂有领导的民主＂上,政党政治在印尼走向死亡,支持印尼军方的重要性尤为迫切,国家安全委员会6023号文件再次确认了此点。至此,陆军成为了美国制衡印尼国内政治向左倾发展的唯一代理人。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背景探析

听证会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都有开始解冻和进一步灵活的倾向。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行为动机包括: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公众和国会议员起教育作用,扩大参院的外交决策权,促进政府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以及个人希望有所作为。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美国智库与公共政策

智库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利益团体以及政党等力量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它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客观中立性以及中介性等特征。美国的传统智库包括学术型智库和合同型智库,而六七十代产生的当代智库大多数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属于倡导型智库。美国智库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在政策研究、政策倡导、政策网络、政策评估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欧洲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

德国的绿卡政策、英国的新技术移民政策和法国的"优秀人才居留证"政策,被看作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实施国际人才战略、提高本国经济和技术创新活力的重要社会政策。欧洲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与以往的移民政策相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全球技术移民。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若与作为传统移民国家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相比,其对全球技术移民的吸引力远逊于美国。作为亚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国,当借鉴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的成功经验,制定、完善和实施中国的技术移民政策和国际人才战略。     

美国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根源及实质

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但总统和国会一直为争夺主导权进行着斗争。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美国宪法在外交权方面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各自权力份额解释的利己性所引起的。作者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性一方面使宪法适应了各种新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妥协。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     

美国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危机解析(1983-1989)

20世纪80年代美国确立以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为明,"贷款换武器"等"秘密行动政策"为暗,来达到政治、经贸、外交甚至国家安全上的战略目的的外交决策思路。通过宏观纵向解析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推进中的三点原则,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最终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外交政策的模糊原则与政策实践的逻辑冲突。     

政治参与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分析

良好的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得到良好分配的现实性表现。中固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结构的逐渐多元化,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加规范化、明晰化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