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释评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在不对人定罪的情况下,单独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顺应了我国反腐、反恐的形势需要,完善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立法。新刑诉法以四个条文规定了没收所得违法程序,分别为程序的启动、受理及公告、审理及裁定、回转,但新刑诉法对于该程序的案件范围和证据制度等方面需要完善。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辨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立法目的既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比分析域外相关立法例,我国现有理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予以定性的"民事没收性质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强制处理方法说"、"综合说"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根据程序分类的基本理论和立法对该程序的基本规定,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是一种刑事没收性质的刑事特别程序。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在基本理念、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等方面均有较大改进,既重视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融合与接轨,又突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化的进程。在基本理念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突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第二条首次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写进《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在具体制度方面,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证人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在程序设计方面,增加了四个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我国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探讨

近年来,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日益增多,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为此,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特别针对此类犯罪设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对加强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还存在没收对象与范围限定狭窄、适用条件严格、公安机关调查程序阙如以及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对此,需要适度扩张没收对象与范围、设立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补充和完善公安机关调查程序、并以“优势证据”取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论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依法打击日益严峻的恐怖活动犯罪,也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但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恐怖活动案件范围界定、证明标准、国际司法合作等相关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深入研究和探索。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未定罪没收程序属性及证明问题研究

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现状、立法目的以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来看，设置未定罪没收程序合理且必要。从立法背景、目的、整个诉讼程序、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合法财产保护各方面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应该是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同时，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认定的难题。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问题与应对

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目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存在着诸多不同认识,如:在性质界定上存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说,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从严解释、适中解释和扩大解释等主张,在证明规则上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纷争。从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归属等方面来看,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明确适用的犯罪类型,没收的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该程序适用范围;在证明规则方面,一般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特殊情况下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标准。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涉特殊没收条款的适用与省思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为黑恶势力犯罪量身定制的一部综合性法律。其中，涉特殊没收条款为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立了全面没收、比例没收和权利保障的总体原则，规范了相关主体的权责和义务，设置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财产处置紧急措施和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然而，该法仍然未能彻底解决特殊没收的法律属性问题，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和第三人没收的类型还有待细化。第45条第3款已出现类似扩大没收的推定机制，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的完善

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在基本理念、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等方面均有较大改进,既重视与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融合与接轨,又突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必将大大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化的进程。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是不完善的,基于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严重缺失的现状,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章第二节用5个条文对技术侦查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而结束了技术侦查于法无据的局面。技术侦查从而也成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     

民国时期盐业缉私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研究——以“民国二十三年邹绍鲁等贩运私盐案”为例

民国时期,自贡作为我国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之一,正处在近代社会转型期,破坏国家专卖制度的私盐案件频频在该地域发生,自贡地方法院在这一时期以《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盐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为实体和程序的依托,审理了大量私盐案件。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地佶这些盐业缉私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程序中凸显了出来,并且出现了行业管理机构和国家司法机构的互动、对习惯旧例的程序运用,甚至是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等在刑事诉讼程序理念范围内的纠纷解决模式。这些都说明了民国时期刑事诉讼体系尽管沿用的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辛莫式,但在盐业缉私案件中,能大量援引行业法中对程序的规定,并没有以牺牲程序正义的代价来实现对其实质真实的追求,这在当时是一种法治的进步。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论合理诉讼构造与我国刑事程序的完善

为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宣示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 ,而且还要确立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活动原则、程序 ,各专门机关及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相互关系 ,以及体现诉讼主体间基本关系的格局。这种刑事程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构成刑事诉讼的各基本要素之间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 ,就是刑事诉讼的构造。建立合理的诉讼构造 ,必须以符合诉讼规律的科学理念与原则为指导。为此 ,以符合诉讼规律的科学理念与原则为指导 ,明确我国刑事程序完善的方向 ,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 ,实现刑事诉讼目的 ,具有十分重要的…     

论刑诉法修订对实体刑法的完善补充

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因此,刑事程序法的修订也会对刑事实体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是对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补充.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最后的持守:律师参与死刑复核再评价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通过程序保障慎用死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律师充分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保障该程序功能的实现尤为关键。因此,有必要检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与构造,使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关于辩护与代理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辩护权;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扩大人权保障的成果,充分发挥律师在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和价值方面的作用。     

论刑事推定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兼议我国犯罪所得没收制度的完善

在犯罪所得没收的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的形态不断变化且随时处于流转中,这些情况增加了证明和判断哪些财产属于犯罪所得的难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将刑事推定制度引入到犯罪所得没收中,用来判断犯罪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得利益以及所获利益的数额和范围。当然,鉴于刑事推定的风险,其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因此,我国可在刑事没收中建立有别于犯罪人定罪的刑事没收的证明体系,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重心放在甄别有关财产是否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问题上,并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关于境外追赃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考——以薄熙来案为切入点

薄熙来使用受贿赃款购买的位于法国的别墅虽然尚未追回,但是其已经被薄熙来个人合法财产予以抵缴并上缴国库。在此前提下,该别墅就演变为薄熙来的合法财产,对其追缴和没收实质上就不再是对违法所得的没收,而是对于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执行。由于法国已经废除了没收财产刑而且对于外国没收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也只限于违法所得,所以对于该别墅的追缴将是我国面临的难题。以薄熙来案件反思我国境外追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刑法》第64条规定的各项涉案财产处理措施的关系模糊不清;没有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决制度;薄熙来案件中没收别墅的裁决,难以通过承认和执行没收裁决制度予以执行;没收资产分享机制的缺位。对此,可以考虑从以下途径解决:明确涉案财产处理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尽快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决制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违法所得的抵缴问题;建立合理务实的资产分享制度。     

没收地上违法建筑物疑难问题研究

地上违法建筑物没收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土地管理法》修正以前的法制背景下,农村集体土地不得从事经营性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即便形成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事实,几乎不能补办相关规划等手续;法律只能对其做出"没收"和罚款等处罚。而在《土地管理法》修正以后的法制背景下,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应当责令违法者限期改正,即通过补办规划等手续的方式,"补正"地上违法建筑物的违法状态,而不宜没收地上违法建筑物;此外,还须对违法者并处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