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读书后》与弇州晚年定论

关于《读书后》所体现的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变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尚未讲清。王世贞晚年并未放弃讲求格调的诗文复古主张,而是对与之不尽相同的倾向采取了包容态度。批评态度的变化,实质是审美视角的转变由早年关注诗丈外在的艺术风貌,转向更多关注作品之外的人品学识和章句之外的旨趣风味。     

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三说"平议

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在清代产生较大影响,因引文及判断错误而被钱锺书先生否定,钱先生否定观点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其实,钱谦益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有关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王锡爵有"自然"说、焦竑有"自谶"说,而钱谦益则进一步提出"自悔"说.钱氏并非"擅易前文"、"捏造故事",今天通过新材料之发掘,钱谦益"自悔"说应予以重新审定.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较之前期确实发生较大转变.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

陶渊明由仕到隐,又由隐到仕,最后终于走上了彻底归隐的道路,探其原因,除了当时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个人政治抱负不得实现等原因外,他受道家思想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浅论

出仕与归隐是我国古代士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晚明随入学生员数量增多,众多士子沉滞,科举陷入危机,大量山人群体涌现,陈继儒便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通过对晚明特有的世风世态和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之把握,可以深入研究其仕隐生活及心态。     

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

中隐,是白居易晚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基于小隐、大隐观念上的扬弃与超越,也是汉魏以来文人对前此隐逸行为重新审视后自我调适的结果。本文试将中隐置于中唐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政治、佛道思想、经济基础去观照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指出中唐日益腐朽的社会政治是中隐产生的直接因素,佛道思想奠定了中隐的理论根基,奉亲养家的现实需要和外官丰厚的俸禄是中隐产生的经济动因。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红楼梦》中“一甄一贾”的文化意蕴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甄士隐和贾雨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境遇与人生选择,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如果说贾雨村的人生经历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人格,那么甄士隐的人生经历则主要体现了道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红楼梦》中这“一甄一贾”的人生轨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陶渊明归居田园的精神困境--重释陶渊明

归隐田园使陶渊明从空间上避开了世俗社会的困扰,虚拟的桃花源亦可从意念上修正现实田园生活中的种种缺憾。但儒道思想的影响、仕隐无常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社会归属、道义归属上的困难。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他在精神上直至死亡也是无可归依的。陶渊明只有从“形”上彻底消逝,方能达到其“神”的理想王国。     

王世贞批评视野中的杨慎

杨慎和王世贞皆以博学多产著称,他们涉猎广泛,不仅学术成就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杰出成就。一方面,由于杨慎是一个与七子派诗学观相异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对杨慎的创作、理论与考辨等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且多有贬抑之辞;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杨慎是一个复古诗学的开创者和经验理论的总结者,因而王世贞对其亦多有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说,在王世贞的批评视野中,杨慎是作为一个被批判者与被继承者的双重性客体被王世贞密切关注的。     

人生旨趣与文学艺术的和谐统一——试论陶渊明田园模式的建构

在思想的终极意义上依存于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在人格意义上崇尚上古之人的古朴真纯,在人生价值追求上受家族先人演变的影响,在人生实践上由仕而隐,投身于自然,实践于田园,诸多方面的巧妙融合构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模式.陶渊明以其人生田园模式的建构,为后世翻造出一块崭新的艺术天地.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