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海”案件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传统诉讼权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完善的主要障碍.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当公众的公共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无利害关系人或团体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提出相应保护,将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体系的完善.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英雄烈士的事迹及奉献品质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财富,对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保护更具政治意义。《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确立了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意抹黑、诋毁、戏谑、侮辱英雄烈士的行为,然而在“起诉顺位、适格原告、诉讼请求”等方面仍有不足。以“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区分的分析方法,认识英雄烈士保护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本质,并将其贯彻于制度的完善当中,有利于全面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一步提高英雄烈士保护法治水平。     

“裁判员困境”与“第三方”入场——对第五种权力一种特性的剖析

新闻媒介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一个独立于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一种特殊权力,其存在保证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公开和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网民群体的扩大,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或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既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等基本特征,又发挥着"第四种权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从而弥补"第四种权力"的先天不足.能够作为一种第三方意义上的"他者"而存在,是"第五种权力"独立于其他四种权力的鲜明标志.它避免了传统监察中"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的弊端,作为社会的"第三只眼睛",最大限度地监督权力运行,实施社会"纠错"功能.     

论市场经济下中国当代小说对“物欲”批判的三种书写模式

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对市场经济中崇拜"物欲"价值取向做出了深刻的揭示与反思,这表现为:价值错位中"成功人士"成为主体标杆、世俗崇拜中对权力百般追逐、欲望都市中男女关系随意轻浮,从这三种书写模式中所展现的内容来看,欲望膨胀如果没有得到良性"意志"的护持,就会表现出对于"外物"的过度崇拜,并与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失范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欲望只有在"智慧"即"做人的规定性"的指导下释放,才能在其实现过程中保证自身的满足。     

孔子晚年遗说研究——以“哀公问孔”材料为研究中心

"哀公问孔"的材料是以哀公问、孔子答的宾主问答体形式记录的对话材料,涉及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献典籍,从其材料的来源看,这些材料有其合理性和真实性,包含了孔子对王道政治、君子修养、性情天命以及军事刑罚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孔子晚年的思想体系和生命境界,在孔子遗说材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这些孔子遗说也十分复杂,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具体材料具体分析。     

民主、专制与“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学阐释

公共产品、政府、民主与专制体制,都是追求经济效率最优的制度选择结果。民主、专制体制各有特点,并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专制终将被民主所替代。在公共产品达到相当规模的社会发展阶段,"第三条道路"可以是一种动员一定量社会成员参与公共决策,决策科学性达到一定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样是一种效率最优的制度安排。     

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第四条道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及其枢纽制度

刑事制裁、行政监管以及私益诉讼均无法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商品的高发态势。消费公益诉讼作为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第四条道路",在适格起诉主体范围、诉讼请求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均存在困境。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存制度的建立,能够预防适格起诉主体范围扩张可能引起的滥诉,有助于消解惩罚性赔偿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消费私益诉讼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保障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长效运行,是克服上述一系列困境的枢纽制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存制度初创时期,应当重点关注应当提存的情形、被告支付赔偿金提存程序、消费者提存金领取程序和赔偿金充公程序。     

“第三种批评”:理论原创的困惑与探索

1990年代,批评家吴炫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批评"体现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集体原创性焦虑。"第三种批评"理论是当代文学批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是已经取得独立身份、具有现代理论品格的文学批评自身迸发出的原创冲动。这一批评话语更多的提供了一种话语策略,一种原创姿态,而其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辨析与反思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理论原创的困惑,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原创思考及可能的解决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

本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大图式———“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和论证 ,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进一步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统一。其主要论点是 :( 1)提出马克思划分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社会生产类型 ,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社会生产类型 基本生产关系 )。 ( 2 )认为社会生产类型是抽象把握而不是现实形态 ,作为现实形态的是具体的生产方式 ,“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 3)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要以“三形态说”为基本尺度 ,但仅用抽象形态的“三形态说”(抽象的往往是简单的 )尚不足以把握表现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生产方式。 (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核心问题是解决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生产类型与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统一。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罗兰·巴特与“第三代诗”的语言实践

在学界对"第三代诗"与西方思潮关系的描述中,罗兰·巴特是一个符号性的指称。虽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对"第三代诗"构成了启示,但总的来看,"第三代诗"对罗兰·巴特的借鉴又是有限的。而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到,"第三代诗"与罗兰·巴特在语言的命名和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和分野。"第三代诗"对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借鉴重在反叛,而非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随着"第三代诗"的发展,"文本的快感"作为一种语言方式在"第三代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不过,与罗兰·巴特的这一概念对身体享乐主义的强调不同,"第三代"诗人在享受语言创造的快乐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和焦灼。在走出结构主义的封闭语言后,当代诗人呼唤的是具有主体性的"身体"。     

“第三条道路”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条道路”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提出的。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及国际关系方面都提出了中庸而又务实的方略。这在某些方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诸多的借鉴意义。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浮生》中的“第三空间”文化观

运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文化理论分析澳大利亚电影《浮生》,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从香港移民澳洲的陈姓一家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如何进行文化协商,构建自己的＂第三空间＂,在异域快乐生活的历程。     

“第三条道路”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第三条道路”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欧国家勃兴并波及世界的一种政治理论,其基本主张的合理内核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制度建设为基石,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和谐世界”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看西藏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级格局被打破,中国成了西方遏制、分化的主要目标。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不断在西藏制造动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提出了“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的重要论断。其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对西藏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激励全党和西藏广大干部认真做好西藏工作,实现西藏政治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确保国家安全。     

从“第三条道路”看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政治现象。尽管它不是一个新名词,其实质仍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调整,但布莱尔等人却赋予它一些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从思想内涵上看,“第三条道路”淡化意识形态和阶级烙印,寻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从追求制度社会主义转向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变。从理论主张上看,“第三条道路”提出要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力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以谋求资本主义的再发展,但客观上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     

论“三方利益”的合理调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急需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依据现阶段的国情及社会保障立法现状,借鉴他国的社会保障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个合理调整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三方利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也是能较集中体现合理调整三方利益的重要制度.由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并针对合理调整三方利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出一点建议.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